美国律师接受《环球时报》专访：美国实施的“中国行动计划”，案件普遍缺乏证据
【环球时报报道记者 白云怡王雯雯】10月8日，国家安全部发文阐述了美国实施的“中国行动计划”的恶劣影响，以在美中国籍科研人员谭鸿锦案为例，揭露了美当局不择手段炮制“中国间谍案”、破坏中美科研合作的恶劣行为。自2018年美国司法部启动“中国行动计划”以来，美国针对华裔科学家的调查和起诉一直备受争议。今年7月，首位因该计划被起诉的华裔教授陶丰终于在长达5年的法律斗争后洗清全部罪名，这也是“中国行动计划”下最后一个结案的案件。然而，这一结局并未抚平该计划带来的创伤，其背后留下的阴影和余波仍在持续。虽然该计划于2022年正式终止，但针对美国华裔的带有歧视性的调查与指控依然存在。
曾代理数十名华裔学者相关案件的美国华盛顿律师彼得·泽登伯格日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尽管“中国行动计划”下的大多数案件因证据不足而撤销，但这些学者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泽登伯格对记者说，虽然“中国行动计划”已经终止，但针对美国华裔有关知识产权或商业窃密的调查如今仍是美国司法部的优先事项，“无论这些调查是否被称为‘中国行动计划’”。
代理过50多个案子，没有一人被定罪为“间谍”
环球时报：今年7月，首位被“中国行动计划”起诉的华裔科学家陶丰终于洗脱了全部罪名。陶丰教授被认为是“中国行动计划”下的首名受害者，也是该计划下最后一名结案的华裔学者。作为陶丰教授的律师，您能否在被允许的范围内和我们谈谈案件的情况？
泽登伯格：对陶丰教授的所有指控在法律和事实层面上都缺乏依据。事情的经过是，一名对陶丰教授不满的前学生对他提出了虚假指控，她试图勒索陶丰教授的钱财，而陶丰教授拒绝了她的要求。于是，这名前学生编造了一个故事，并向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举报。在我看来，（按照正常逻辑，）FBI应该对这些指控抱以怀疑的态度。但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们却借机对陶丰教授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这几乎摧毁了他的生活。
幸运的是，经过5年的法律斗争，我们最终成功洗清了他身上所有的罪名。然而，（陶丰曾就职的）堪萨斯大学仍然解雇了他，且至今仍表示不愿重新聘用他。
环球时报：在过去这几年中，您一共代理过多少华裔学者的案子？在您代理的案件中，大多数华裔学者是因为什么被指控？
泽登伯格：我一共代理过50多个案子。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案子大多数并没有走到正式指控的阶段，因为它们普遍缺乏证据。经过我们的努力，大多数指控被撤销或驳回了。在我代理的案件中，针对这些华裔科学家的调查往往是基于对他们“从事间谍活动”的怀疑或担忧，但他们最终没有一人被定罪为“间谍”。
环球时报：您代理的华裔学者的案件中，有多少是这样因缺乏证据而最终撤销的？
泽登伯格：大多数。正如我所说的，这些指控被撤销，一方面是因为证据不足，另一方面也是这些指控本身缺乏法律依据的支持。
参与中国大学的合作项目并不能为控罪提供正当理由
环球时报：在“中国行动计划”的案件中，有的华裔学者参与了中国大学的合作项目。在您看来，参与这些项目是否就应当被起诉或定罪？
泽登伯格：参与中国大学的合作项目并不能为针对华裔学者的控罪提供正当理由。美国政府认为，参与类似项目是非常可疑且有很多问题的。但据我从我的客户们那里了解的情况，他们参与这些项目是无害的，很多实际上是中国大学或机构希望能有一位美国学者与该校有联系，以作为一种向公众宣传的手段，这样可以吸引其他学生和研究人员。这些华裔学者本人在项目中的实际参与度是很低的，因为他们都是美国的全职教授。通常他们只会在暑假或者圣诞假期去中国的大学教授几节课，或是参加一些研讨会。他们（在中国的）工作量很少，报酬也不高，有时甚至根本没有报酬。我认为，美国的执法部门对很多中国大学的合作项目在大学教授中的运作方式存在很大误解。
针对华裔的调查仍在继续
环球时报：基于您代理的案件的有关情况，您个人认为，“中国行动计划”中是否存在种族主义偏见？
泽登伯格：存在。我认为他们过度专注于中国，以至于最终仅因为华裔身份，就把一些非常有成就且忠诚的美国研究人员和科学家当作了目标。
环球时报：您代理的华裔学者的事业和个人生活，受到了“中国行动计划”的哪些影响？这些影响是否今天还在持续？能否在保护客户隐私的情况下，同我们谈一些信息？
泽登伯格：这种经历（对被调查的学者们）意味着极大的压力。一方面，聘请辩护律师的费用很高；另一方面，这对他们的职业生涯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即使最终没有被指控或定罪，美国的研究机构也经常会切断对他们的资金支持，而这意味着他们无法继续保留教授职位。所以，很多科学家最终会选择移居中国，因为他们在美国的就业机会已经被断送了。在我看来，美国的行为最终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环球时报：对这些华裔学者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泽登伯格：最大的难题或许让人难以置信，但的确是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大多数客户无力承担打官司的费用。美国的大学教授并不富裕，但在我们的国家，进行法律辩护的费用却非常高昂。陶丰教授一案的辩护费用超过200万美元，历时5年。而陶教授的收入并不高，还有家庭和住房的费用需要支付。事实上，很少有人能负担如此高昂的法律账单，除非你是银行家、科技企业家等（富人）。
环球时报：“中国行动计划”两年前已经被停止。但我们看到媒体报道说，以“中国行动计划”之名开启的某些案件目前实质上仍在持续。您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吗？
泽登伯格：针对大学教授的行动似乎已经停止了，这是一个好的变化。但涉及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盗窃、经济间谍活动的案件，尤其是针对华裔美国人的调查，仍是美国司法部的优先事项，无论这些调查是否被称为“中国行动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