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骏详谈转型金融：明确界定转型标准，避免“假转型”出现
即使某些高碳企业有转型意愿和可行的转型计划，也很难获得转型所必要的资金支持。
近年来，随着绿色金融的发展，转型金融也被予以诸多关注。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转型金融与绿色金融相辅相成，联系密切，是实现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金融工具。日前，在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围绕《G20转型金融框架》及其对中国政策和业界绿色金融发展的影响，发表了主题演讲。
在他看来，发展转型金融有其必要性。虽然过去几年各国在绿色金融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包括中国绿色信贷市场规模已达到20万亿元人民币，2022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预计将达1万亿美元，但是这些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源大部分都投向了纯绿项目，基本没有支持到高碳企业向低碳的转型，比如煤电、钢铁、水泥、有色、造纸、化工、石化等高碳行业。
在当前金融体系下，即使某些高碳主体（企业）有转型意愿和可行的转型计划，也很难获得转型所必要的资金支持。“这些高碳行业经济活动占GDP比重远远大于纯绿经济活动占GDP的比重。”马骏称，因而为了支持它们转型，必须要有一套政策框架，引导社会资本，尤其是私营部门的资本来参与到转型的经济活动当中，这就是G20为什么要制定转型金融框架的大背景。
必须明确转型金融标准
从2022年年初开始，历时10个月，由中国和美国共同主持的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起草了《G20转型金融框架》。今年11月，G20巴厘岛峰会批准了《2022年G20可持续金融报告》，其中包括《G20转型金融框架》等重要内容，这是继2016年G20领导人在杭州峰会上就发展绿色金融达成共识后，首次就发展转型金融形成国际共识。
从内容上看，《G20转型金融框架》共22条原则，由五个支柱构成，包括对转型活动和转型投资的界定标准、对转型活动和转型投资的信息披露、转型金融工具、激励政策、公正转型等。峰会上，马骏围绕这五大支柱展开了详细分析。
在界定标准的制定上，马骏称，希望各国家的监管部门，把什么叫转型活动讲清楚。如果不讲清楚，很可能会出现“假转型”。过去在绿色金融当中经常会用“洗绿”、“漂绿”这样的概念，未来可能经常会听到“假转型”的概念。这种情况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监管部门没有明确的标准。“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界定转型活动的标准。”
目前，对转型活动的界定标准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分类目录法”（Taxonomy-based）的界定标准，即包含具体活动清单的转型目录；另一类是“指导原则法”（Principle-based）的界定标准，即要求转型活动在原则上符合某些条件（如符合科学碳目标、避免碳锁定、有透明度、获得第三方认证等）。
“国际上来看，现在只有一个经济体有了转型目录，就是欧盟。欧盟出了一个《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其中有一部分活动贴了一个标签叫‘转型活动’，如果把这些贴标的东西拿出来单独变成一张表格，那就是欧盟的转型目录。”马骏称。
就国内来看，目前央行正在组织制定钢铁、煤电、建筑建材以及农业四大领域的转型金融标准，之后将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扩大转型金融标准制定的领域，并适时地把转型金融的几大领域标准向社会公布来征求意见。
与此同时，地区和机构层面也进行了诸多尝试。比如，湖州已从去年年底开始编制地方版的转型金融目录，指导地方金融机构参与转型活动；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渣打银行等也编制了转型目录，指导本银行配置一些转型金融资源支持转型活动。
多维度促进转型金融发展
在信息披露要求方面，马骏表示，相较于绿色金融，《G20转型金融框架》对转型活动的融资主体（企业）在信息披露方面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作为转型主体，尤其是大中型企业，如果要转型，要获得转型融资，必须要有完整的转型方案，这也是为了防止“洗绿”或者是“假转型”。
“如果没有完整的转型路径，可能会出现两种洗绿的情况。一种是做了一个项目确实减了一点碳，但是同时上了很多更高碳的项目，这种情况必须避免。”马骏解释道，另外是上了一个项目减了一些碳，但是减不到零，而且这个项目的生命周期有30或40年，这就把碳锁定了。所以，如果没有完整的转型方案，就可能出现“假绿”或者“假转型”的情形。
还需注意的是，许多高碳企业已经有很高的资产负债率，或面临较高的技术风险和操作风险，仅仅依靠债务融资工具，如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不一定能满足其实施转型的多元化金融需求。因而发展转型金融需要更多创新型金融产品，如PE/VC等股权基金投资、混合融资、债转股、风险缓释产品、资产支持证券等。
另外，在激励政策方面，由于许多转型企业往往被资本市场认为是高风险企业，其比“纯绿”企业更难获得私人资本投资。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认为，应该采取更多的政策措施来激励私人资本参与转型投资。“有足够的激励机制十分重要。”马骏强调称，具体手段有很多种，比如对提供低成本资金、地方政府担保进行贴息等。
在公正转型方面，无序转型，包括“运动式”减碳可能会导致多种负面社会经济影响，包括高碳行业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规模性失业、社区衰落、能源短缺和通胀等问题。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以缓解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为例，建议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可以要求转型金融涉及的融资主体（企业）提供转型计划对就业的影响评估；如果转型计划可能对就业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企业应该制定帮助失业员工的技能培训和再就业计划，并披露这些计划；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可以提出与再就业业绩相关的KPI，并将其纳入转型金融产品的设计中。
马骏表示，金融机构应该指导企业编制科学的转型计划，创新转型金融工具，探索包含公正转型因素的K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