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状元躁郁休学后：母亲抱紧那个“想死”的女儿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第一次注意到杨珂（化名），是我看到她妈妈在网上分享的日记。杨妈妈用大段的文字记录了自己陪伴女儿治疗躁郁症的日常，以及过程中的细微心得。很少有家长这样能公开而坦然地面对孩子的精神类疾病，评论区里经常有人来取经，也有很多患者留言说：“很羡慕这样的妈妈，我生病很多年，父母至今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
在采访女儿杨珂前，我并不知道她曾经有北方某市“高考状元”这样一个身份，在她描述自己高中学习时，很平淡地提到，她考了全市第一名。我带着好奇心一查，果然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当年的学校喜报里，也写在优秀教师的教学成果里。
如今，这已经是杨珂确诊躁郁症的第三年。躁郁症也称为“双相情感障碍”，简称“双相”，比抑郁症多了躁狂的症状，生病时，抑郁低落和躁狂兴奋两种状态会交替发作。病情严重时，杨珂出现明显自杀倾向，四次住进精神病科医院，国内两次，国外两次。
她的大学专业是中外合作办学，中途需要去欧洲学习。在国外经历急性发作后，她回国休学一年，在母亲的陪伴下慢慢好转。如今，她又回到国外继续完成学业。和她打电话时，是国内的晚上，欧洲的中午，杨珂接起电话时语气很愉快，说今天正好是她妈妈去帮她视频复诊的日子，和医生聊得很开心。
杨妈妈在社交平台上一直没有给自己起名字，只以“患者妈妈”自称，这可能是她近几年最重要的身份。最近她恢复了工作状态，忙碌之余会开直播，内容都和女儿治病有关。直播间里往往只有几十个人，多数是患者家属，镜头里的杨妈妈看起来知性干练。当有人问到如何判断孩子状况好坏时，她语速很快地说：“那是我的孩子，我肯定是能感受到的。孩子生病前是什么样的，别人不知道，咱们自己还能不知道吗？”
在这对母女里，女儿杨珂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可以清晰地识别病情，在每次自杀的边缘主动寻求帮助；杨妈妈受过高等教育，有心理学的知识背景，能快速学习大量专业书籍，几乎没有病耻感。能做到这几点已经很不易，杨珂还在妈妈的支持下坚持了多年的心理咨询，就诊时也遇到了负责的医生，给予了她们充分的帮助。但即使集齐了这么多因素，她们还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心态崩塌和重建，面对精神类疾病的治疗之路充满艰辛。
以下是杨珂母女的讲述：
文|孙小野
注：文中棕色字体为杨珂妈妈，黑色字体为杨珂。
一
现在回想，高考是我女儿生病最大的诱因。我女儿从高三开始就出现明显的症状了，会时不时耳鸣、心脏疼，脸上起了很多包。我带她去了当地的医院，检查结果都正常，内科医生没得出什么诊断，觉得可能是高考压力大导致的，考完就好。她的身体当时出现了很多异常的信号，但因为处在一个众所周知的高压环境里，好像这些都算“正常”。
她从小就是很敏感的类型，不只对身体上的疼痛，对周围人的情绪也很敏感。我对她一直比较宽松，因为我知道她对自己要求很高，没必要再给她增添什么。相比于学习成绩，我更希望她有自己的想法，有成长的空间。
但在学校里不是这样。后来我才知道，升高三时，他们学校参与了一个百校联盟考试，她当时考了第一名。那时候各个学校都在互相比拼赶超成绩，她所在的学校已经很多年没出过状元了，老师们看到她的成绩很兴奋，希望把她培养出来，给了她很多难以承受的期望。
高三下学期，我女儿的学校因为疫情要求居家复习，她忽然开始和我聊到死亡的问题，说自己不想活了。我当时特别惊讶，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多年前学过心理学，但也许潜意识里还是会排斥精神类疾病，没有往那方面想。还好当时我们家没有什么紧张的情绪，氛围比较松弛，给了她一点缓冲的空间。
我高中就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但一直没去看。那种心态很复杂，一方面我很明确地知道自己病了，还可能病得很严重，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没有必要去看，就一直拖着。
我老家在北方，周围有一些“衡水特色”的中学，封闭管理非常严格。我妈秉持着离家近的就是好学校的原则，没有把我送去那些升学率更高的地方。但是压力还是逃不过，一上高三，当我展现出一些学习优势后，就在老师们的期待里越陷越深。
我对于分数其实没有那么强烈的执念，但学校一直很努力地想我觉得“考上状元”这件事非常重要。后来，几乎每一科老师都会单独盯着我，我一科考好了，这一科的老师会高兴，但另一科的老师就会来问我，为什么唯独没有把他教的科目考好呢？每次考完试，大家都要按成绩选座位，同学们都会选熟悉的人。我和我同桌关系特别好，老师也看出了这一点，后来只要我的成绩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老师就会强硬地把我俩分开，即使我依然考第一名也没有用。
我很重感情，这种惩罚方式让我觉得痛苦，觉得大家不开心都是我的问题，因为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而加倍自责。我后来就被他们说服了，用他们的期待去逼自己，但同时又觉得这样活着特别没劲。那时候我经常想，如果第二天世界毁灭了，我前一天的生活是那样的，我真的不能接受。
二
高考成绩出了，女儿是全市第一。对于这个结果，我和女儿提不起劲去高兴，也并不享受它带来的关注。那会儿她的身体状况不好，我开始让她去做心理咨询，我们只希望快点度过这个阶段，去大学开始新的生活。
她很顺利地选到想学的专业，大一上半学期，我和她联系比较少，毕竟她也有自己的空间。大一寒假回家，我发现她有失眠的情况，一问才知道，她经常连续整晚睡不着。我赶紧带她去了北京安定医院，测完量表是中度抑郁，轻度焦虑。医生建议服药，定期复诊，谁知道那只是一个开始。
女儿回南方上学后，一直没有和我讲看病的具体情况，可能怕我担心。后来得知女儿确诊双相，我的第一反应是，人生要完了。陪她去办理住院的路上，我只觉得五雷轰顶，直到真正被隔在病区大门外后，我才猛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去找医生，他很明确地告诉我，这个病治愈的可能性很小，波动很大，有可能终身服药。
女儿生病，对我来说不止是打击，更是一种价值观的绝望。我想不明白，我对人善良，努力工作，对孩子教育也很上心，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家。我和女儿的性格都是朝内走的，没有地方去说，首先指向的是自己有什么不对。有段时间，我和女儿甚至都会问，上辈子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这辈子才要活得这么痛苦。我有时候也想埋怨她的高中，他们把孩子逼得太狠了，不过再想想，学校也只是考评体系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医生也说，高考压力只是一种诱因，如果没有这个，还有另一个。
大学的时候我开始反复抑郁，一开始隔一个月，后来隔两周，有时候早上起来忽然觉得世界特别灰暗，特别难受，甚至想自杀。可是另一天早上起来，又觉得豁然开朗，还奇怪自己之前怎么会有自杀的念头。每个阶段的自己，都不能理解上一个阶段的自己。
寒假时，我妈拉着我去了精神类专科医院，带我迈出了看病的第一步。回南方上学后，我自己去了广济医院复诊，很幸运遇到了有经验的医生，诊断出了双相。可能因为我的状态已经肉眼可见地糟糕，他当时就建议我住院。我一下懵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住精神病院这件事会和我的人生有什么交集。
我一开始没有同意住院，希望门诊开药治疗。精神类药物的说明书特别长，有大量的副作用，吃药后，我把上面的大部分都经历了一遍，有时候是消化系统，有时候是内分泌，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一种症状。可即便如此，我的自杀倾向还是没有消除。那种生理性的自杀情绪时常出现，就像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一样自然，和当天发生的事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单纯地觉得痛苦，想结束生命。
我一直都在用意志力和这种念头作斗争，无论是自杀或者自残，我都没有实施过。那段时间我每周都要去医院，坚持了四五个月。直到大一暑假，我实在忍不住了，主动问医生，我能不能住院。
看病的过程，也是我逐渐接受自己生病事实的过程。当时间战线拉得足够长，去住院是一个自然的决定，不需要再做什么思想斗争，我必须承认自己病得很严重。在我第一次住进封闭病区前，一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跑医院，我妈对很多情况不是很了解。那天我给她打电话，说我要住院了，你来送送我。这个消息对她来说很突然，她立马从外地赶过来，陪我签完住院手续，看着护士牵着我走进病房。那个大铁门在中间咔哒一关，对她来说的冲击肯定也很大。
三
我感觉我妈后来接受这件事挺快的，她还一直在说是不是以前把我照顾得太好了，以至于我现在遇到事情神经过敏。我父母离婚比较早，在我印象里，好像从小学起，我爸就不怎么回家了。我肯定希望家庭里有个父亲，但我妈把我保护得特别好，即使他们吵架，也尽量地不会影响到我。
我第一次住院，住了一个月。我当时住在封闭病区，不让带任何电子设备，一开始要在一级病区里观察两三天，24小时都有人看护。后来我转入了二级病房，那里有活动室，可以看电视、打牌，和人聊天。
我对打牌不感兴趣，会写信息给妈妈说想看什么书，她再买了寄给我，其他时候就和人聊聊天，认识了挺有意思的朋友，还给年龄更小的孩子辅导作业。在封闭病房里，大多数时间没有什么自主选择权，我每天最盼望的事情就是吃零食，至少能选吃哪一种。病房里，每个人一周只能打一次电话，还有时间限制，大家都争着去，我不去凑热闹，因为我知道自己很快就能出去了。
住院最大的好处，在于每天都有医生来看，会对各种情况及时反应，方便快速调整药物，随时监控药物副作用。比如我的药物里有锂盐，但锂含量太高容易中毒，需要抽血检测。有一次我血检锂盐，发现含量已经高于安全值，医生就让我快点喝水，喝得我想吐。后来连续五天抽血观察，指标才终于恢复正常。
目睹孩子第一次住院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慢慢接受她生病的事实。双相是六类严重精神疾病的一种，开始我总想找借口逃避，但每天醒来还是要面对。有一个阶段，我总是在自责，想是不是抚养她的哪个阶段出了差错，小到给她选择幼儿园，大到我选择离婚，似乎哪个决定都可能成为问题。是女儿需要看病的现实把我从这种情绪里拉了出来，她的病情反反复复，有时候持续吃药但没有效果。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持久战，我必须得打起精神。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孩子回学校上课后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她的电话，她在那头崩溃大哭，说大夫已经开到了最大药量还是没有用，再不行只能电疗了。我吓到了，不停地说：“你等着我，妈妈马上买最近的火车票，去学校看你，你千万不要做傻事。”她慢慢止住哭声，说：“妈妈你不用来，医生都救不了我，你来了能做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从前习惯的思维方式，是生活里出现问题，然后有对应的解决方法。遇到这个病之后，就好像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却摸不到有效的方法，以前的经验统统失效了。我们相信医学，可是她按时按量吃了这么多药，还是没有用。
我把双相相关的书全都找来读了一遍，了解到这个病情就是会不断反复，有了这个心理预期后，就很少有过绝望。我还主动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和大家同步了孩子的生病情况，我们家总体环境比较包容，大家都理解和很支持。我不怕让别人知道孩子生病，这个病既不会伤害别人，也不会对社会有更多的要求，没什么好羞耻的。
从那之后，我渐渐放下工作，搬到了女儿学校附近，把生活的重心转向了陪她治疗上。
四
回到学校后，我正常上课，但依然有肢体麻木、心脏痛等症状。我的专业是中外合作办学，大三需要出国读一年。出国前的几个月，我又出现了严重焦虑，出现了让我去自杀的幻听。为了尽快调整状态跟上学业，上海封控一解除，我就去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当时诊断是重度抑郁发作。
第二次住院是在开放病区，我妈妈也陪我一起。在那二十天里，我和病友们在走廊闲逛，分享零食，互相倾诉，好像在这里人的距离一下被拉近了，有人痛苦的时候，总有人会围在身边安慰。医生还是建议我做电疗，我怕损伤记忆力，毕竟这点学习能力，是我能回到正常生活的底气。我的治疗方案主要还是药物调整，因为很多药已经用到最大剂量了，就要尝试新药。
没想到，一到国外又复发了。我混合型发作的情况比较多，一天好几次，躁狂和抑郁快速循环发作，完全感受不到正常的情感，当这些情绪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焦躁。所幸我还保有活着的意愿，会在不可控之前去寻求帮助。在欧洲，我又短程住了两次院，但因为用药和国内区别很大，导致我的病情一直得不到缓解。
女儿在国外时，我俩天天都有联系。得知她在一万多公里外病情复发，我心急如焚，一心只祈祷她能平安回来。发现那边治疗方案不合适后，我马上坐车去了广济医院，找她在国内的主治大夫，希望他能写一封邮件，和欧洲的医生沟通。
医生很积极地配合，我又在网上发帖，看有没有当地的好心人能去医院看看我女儿。后来真的有人留言，她不但帮忙翻译了邮件，还在关键时刻去了医院，我们至今还有紧密的联系。两边医生讨论后，得出了一个折中的药物方案，等她状况平稳，立刻回国休养。
休学的那一年，最严重的时候，女儿几乎每天都把“死”挂在嘴边。她每天就是一个想法，该怎么死，然后另一个想法是我不能死。我每天陪伴一个只想死的孩子，我又没有办法让她活下来。
刚开始我会和她讲，你应该好好活着，应该做点什么，结果越讲越不行。重度抑郁的时候会有思维问题，她觉得那些都是对她的要求、是期望，会难受。后来我自己发现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说，就坐在她身边，要么挨着她的身体，要么就拉着她的手。
我不用和她解释这个世界其实很美好，别人都怎么样。说再多的这些，都不如我什么都不做，但我坚信她能活下来。这个信念，我从始至终都没有变过。我知道孩子遇到了一个人生中很艰难的阶段，我作为家长也没有遇到过，没有经验能给她，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待在她身边，相信生活是可以继续的。
她每天活不下去，我每天就研究怎么把饭做得更好吃。她重度抑郁的时候是起不来床的，每天都躺着，等她能起来的时候，我俩就一起吃饭。她愿意说话，就说点话，不愿意说话那就不说话，有时候太阳好，我俩就一起去公园散步，晒晒太阳。
那段时间，对我俩来说是很治愈的阶段。我把工作都停下了，我们的生活没有目的，没有那种所谓今天要去努力做点什么，什么理想、目标，统统都没有。我们每天就是用最简单的生存方式活着，讨论都是最基础的生活。
五
对我来说，休学不是一个选择，是我身体做的决定，是一个只能如此的事实。它看上去好像很严重，但当把它融入到每天的生活里，就等于把大事放在小事里做了，陪伴本身就包含了很多意义。
我妈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反思能力也很强。我们在一起几乎没有过争执，遇到观点不一致的事，起码一方会停下来，去想一想哪里出了问题。她偶尔会因为我的消极生气，说是不是我觉得自己永远好不起来，就什么都不做。但第二天一醒来，她的情绪又恢复了，给了我坚实的情感支撑。
我妈陪我的这一年，是我病情好转的根本因素。我以前觉得我爱学习，现在它不能给我带来快乐，其他也没有吸引我活下去的东西。在休学的那一年里，我虽然什么都没做，但我能真切地感受到我妈对我的关心，我觉得我妈特别爱我，是我活下去的一个理由。
那时候我的日常特别简单，中午十点多起床吃饭，出去转一转，回家学习一两个小时，再出去散步，然后吃晚饭，偶尔运动。有时候会因为自己什么也不做而焦虑，但作为病人，有太强的计划也不现实。
我还是想回去上学的。我第一次出国读书，虽然前后只有两个多月，但是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用外语沟通没有什么障碍，学习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留学生活里有很多具体而琐碎的事，我也都基本掌握了，再去反而更有底气。最关键的是，在那边我也感受到了一种松弛和包容，好像生病这件事真的没有关系，这是我病情好转的另一个原因。
但是我的语言成绩只能管一年，要回去读书必须再参加考试，在我为等成绩而焦虑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孩子都在休学。我认识的很多住院的孩子都没有办法回到正常的生活，只有我一个人真正去挑战了这件事。中途也有老师给我建议，劝我放弃双学位，先保证在国内毕业。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逃避出国，但我内心还是想去挑战一下。
我很支持女儿回学校的决定。在最开始看病时，她的主治医生就说：“如果为治病而把病人圈在家里，隔离了正常生活，那这样的治疗对病人的意义也不大。”
在陪伴女儿的过程中，看到她因为外界压力而痛苦，我有好多次都忍不住想劝她，不要再尝试了。不过我后来觉得，如果让她放弃这个年龄应该有的社交、学习、生活，也是对她的一种剥夺。我需要站在她身后，鼓励她试探情绪波动和身体的边界，慢慢学会控制风险，掌握如何和疾病共处。再次去国外读书的提议，得到了主治医生以及心理咨询师的认可，我就陪着她从整理材料、租房申请等等小事开始一步步准备。
六
送女儿重新出国后，看到她逐渐适应了新生活，我才放下心。这几年为了陪女儿治病，我的工作一直停滞，这正好也是一个调整的契机，让我有勇气尝试进入新的职业领域。现在我可以说，生病对于我俩来说都是有很多益处的，甚至它的好和坏是成正比的。
我之前工作忙碌，总会在不经意间把女儿推远，和她的关系不算亲密。她休学的一年，是我俩感情浓度最高的一年，在共同面对疾病时，我们互相打开了自己，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疗愈。女儿活不下去的时候，把我也逼到了生与死的边缘，以前我从来不敢触碰这些话题，后来我看了很多哲学方面的书，对我帮助很大。
后来总有家长很急切地问我，怎么样才能快点好起来。一般抱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还没有真正接受孩子生病的事实。我学心理学很多年，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她能特别快地好起来，我觉得病既然来了，是有原因的，它需要时间，而不是一心想着怎么快速消除它。
这几年里，药物、稳定有力的亲密关系、心理治疗都起了很大作用。我女儿情况最差的时候，就是每天都不想活，后来再也没有那么严重过，就说明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我对女儿的未来没有太大焦虑，以前孩子总活在社会的期望里，现在已经病成这样子，以后的人生，就不用再去考虑别人的想法了。
刚开始生病的时候，我绝望地想，这个病是没有空间的，我一辈子都是这样了。治疗这几年后，我觉得它是有变得更好的空间，也有变得更坏的空间，但绝不是没有空间。生病让我有了大把的时间，去反思自己的生活，当生病成为一种常态，即使它会一直伴随我，我也能接受。
在我生病之前，和我妈平时讲话都停留在日常做事上，没有太多深入的交流。现在我在国外，我妈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聊天聊很久，建立起了一种无条件的信任关系。我能无数次地去寻求帮助，也是因为她从小都对我特别自由，我觉得能对自己负责，也有能力去解决问题。我知道我妈从来不会觉得成绩有多重要，她会以我个性鲜明、愿意帮助别人，这种品格上的亮点为骄傲。
身边还有很多关心我的人，是他们构成了我活下去的基础。已经好多年，都没有听见大家许愿祝我学业成功，大家都是许愿祝我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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