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激荡人心的军歌,是催人奋进的经典之作
北京晚报·五色土|作者叶介甫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年的历史上,军歌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前赴后继、英勇顽强地战斗和生活。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均诞生了一些优秀的军旅歌曲。如今,回顾这些歌曲的创作过程,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充满激情的光辉战斗岁月。
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某部“英勇顽强岱崮连”干部战士在演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资料照片)新华社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布告发展成军歌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军团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是高岗,副主任郭述申,程坦任政治部的秘书长。
10月,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县的老山和鄜县(今富县)的榆林桥,接连打了组建以来的两个较大的胜仗,歼灭了一部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俘虏了几千名敌军官兵,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当地老百姓热烈拥护红军,许多农民踊跃参加红军,一些俘虏也参加到红军队伍中来,一段时间内红军部队扩充很快,但部队的成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违犯群众纪律的事件时有发生。对新兵进行纪律教育,就成了军团政治部刻不容缓的任务。
恰在此时,周士第、王首道率领的中央红军先遣队也到了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带来了一份《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程坦看到布告后发现,较之红二十五军唱过的纪律歌,布告内容更加全面和完整,并且更加通俗易懂。于是,他根据布告内容,参考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苏区时曾经传唱过的红军纪律歌,按照大别山地区以民间小调填写的《土地革命成功了》的韵律,连夜编写了通俗压韵的歌词。然后和红七十八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刘华清一起,将歌词填入这支小调中,按照部队行进的节拍,共同反复修改,反复吟唱,经过郭述申审阅后,刊登在军团政治部的《红旗报》上,当时的歌名叫《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这首歌发表后,由于内容重要,通俗易懂,曲调又是红二十五军战士们熟悉的,好学好记,并且还便于在部队行进中歌唱,因此很快在红二十五军以及红十五军团中传唱开来。不久,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先后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这首歌又迅速唱遍所有红军部队,并很快唱遍了陕甘宁边区。
1935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鄜县举行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会上红十五军团高唱《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立即引起全场注意,毛泽东、彭德怀等人都站立起来,热烈鼓掌。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革命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和政策、纪律的要求,歌词有了相应的改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总政治部于1950年、1957年对歌词作过两次修订,曲调也略有变化。这首歌成为军营以至地方流行时间最长、流行地域最广的一首红色歌曲。
《我是一个兵》
从抗日旧歌得到灵感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这是歌曲《我是一个兵》的歌词,词作者陆原、岳仑,曲作者岳仑。这首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歌曲产生在解放战争后期。
1949年,四野四十六军南下至湖南衡山富塘镇做短暂休整时,传来新中国成立的喜讯。驻地军民一片欢腾。欢乐之余,陆原和岳仑激动地说,军中文艺工作者要为新中国谱写歌曲。部队继续南下作战,陆原被任命为师文工团的文美分队长,岳仑任音乐分队长。依据解放军从松花江打到海南岛的战斗历程,两人共同完成了一首歌《人民战斗员》。但是这首歌拿到部队试唱,战士们反响并不强烈。
到了1950年,当朝鲜战争爆发时,陆原所在的师正在开展“写自己、忆过去”的业余创作活动,快板、顺口溜等如雨后春笋。陆原从中发现一首枪杆诗:“俺是个老百姓,扔下锄头来当兵……”同时有个抗日旧歌:“老百姓,老百姓,扛起枪杆就是兵……”这两首作品的开端,给了陆原创作和命题《我是一个兵》以启示。
很快,这两者在陆原心头不断磨合,忽然冒出以下四句歌词:“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了万恶的日本鬼子,消灭了反动的蒋匪军!”
陆原笔下的兵,是来自老百姓的人民子弟兵,陆原和岳仑两人经过推敲琢磨,写出了“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两位词作者互相提示,你一句、我一句,取长补短,反复推敲。
歌曲创作出来后,第一次在一三一七师通讯连试唱,结果非常好。战士们说:“这支歌好听、好唱、好记,一会儿就会了。”也有的说:“唱这支歌嘛,真比改善生活,吃饺子还香呢。”
《我是一个兵》产生于英雄时代,它对人们的鼓舞和影响是深远的。1959年的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上,在人民大会堂由230名红军将领组成的合唱团合唱了《我是一个兵》;1964年,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闭幕式上,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三军文艺代表团齐唱《我是一个兵》。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前线将士谱曲传唱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这首在抗美援朝岁月中诞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响彻朝鲜战场和祖国大地,拨动着亿万人民的心弦,鼓舞着中华儿女同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英勇厮杀,浴血奋战。
在党中央、毛主席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后,炮兵第一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支预备炮兵部队,奉命第一批入朝参战。第26团5连召开誓师大会前的一个夜晚,指导员麻扶摇辗转反侧,浮想联翩,昔日“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历史画卷浮现在眼前,使他的视角落在了“中华儿女”的群体形象上。
麻扶摇想,现在集结在鸭绿江畔的志愿军将士高昂的士气和一往无前的精神,不正是中华民族长期经历内忧外患逐渐培育起来的浩然正气,在新中国人民身上的升华和历史延续吗?于是,“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的词句,便跃然纸上。
为了表现指战员把保家、卫国和保卫世界和平融为一体的博大胸怀,同时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他又写下了“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第二个句子落笔后,他便集中于对战争前途的思考。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交战,肯定会付出巨大的牺牲。全国人民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全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最终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打败美国侵略者。于是,他写下了第三句话:“中华的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这是在号召,也是在呐喊。写完这首诗后,他收起纸笔,感到心舒气畅,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满足。
第二天,麻扶摇把这首诗作为出征誓词的导言,写在黑板上,并向全连同志作了宣讲,大家一致认为这首诗表达了全连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大会之后,团政治处编印的《群力报》和师政治部办的《骨干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首诗。当时,连队一位粗通简谱的文化教员为它谱了曲,并在全连教唱。当1950年10月23日炮一师入朝时,麻扶摇所在的连队就是唱着这首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
后来,麻扶摇惊奇地发现,一支支后续入朝的部队都唱着一首曲调乐观、雄壮而坚定有力的歌曲,歌词与他写的这首诗基本相同。麻扶摇感到万分激动,连队干部战士也都惊喜地问麻扶摇原因。由于战斗频繁,消息闭塞,麻扶摇也不知道原委。直到1953年,麻扶摇才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最后形成的来龙去脉。
原来,志愿军入朝前夕,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到炮一师进行采访时发现了这首诗。他认为这首诗主题思想明确,战斗性强,很适合当时形势的需要。于是,就把这首诗放在第一次战役之后他写的一篇战地通讯《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的谈话》的开头部分,并作了个别修改,把“横渡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中华的好儿女”改为“中国好儿女”,增强了读音的脆度。当时陈伯坚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只好说“这是记者在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听到的广为流传的一首诗”。
1950年11月26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篇通讯,并把这首诗排在标题下面,以突出的位置介绍给读者。这样,这首诗就从朝鲜前线传回国内。当日日夜夜注视着朝鲜战局,情系志愿军的祖国人民读到这首诗时,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著名音乐家周巍峙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首诗后,他深深地感动了,并产生了创作欲望,他仅用半小时就谱出了曲。周巍峙还接受了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建议,把“抗美援朝鲜”改为“抗美援朝”,把“打败美帝野心狼”改为“打败美国野心狼!”,并以诗中最后一句“打败美国野心狼”为题,署名“志愿军战士词”、周巍峙曲,交给了《人民日报》文艺版主编袁水拍。11月30日《人民日报》和12月初《时事手册》半月刊先后发表了这首歌。歌曲发表后,周巍峙总觉得歌名不够理想。恰在这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旅大市委主办的《民主青年》杂志,以《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战歌》为题,在12月1日出版的第117期上以显著位置刊登了这首诗。周巍峙发现后很高兴,认为“战歌”一词用得好,与词的主题思想和曲的旋律都很贴切,于是就将这首歌曲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从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也就把这首歌曲认定为自己的战歌了。它像嘹亮的进军号角,鼓舞着广大指战员奔赴朝鲜战场,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侵略者英勇作战,对鼓舞志愿军斗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1年4月1日,《人民日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歌名,再次向全国推荐。4月2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通知规定,以国歌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两首歌曲作为全国人民“五一”劳动节游行的基本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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