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古迹丨千年大觉，碑石悠悠
北京西山大觉寺始建于辽代，坐落在海淀区的阳台山东麓，是一座闻名京城的千年古刹。在历史上，大觉寺以大觉八绝著称，分别是：古寺兰香、千年银杏、老藤寄柏、鼠李寄柏、灵泉泉水、辽代古碑、松柏抱塔和碧韵清池。而在今天，人们往往在春日观百年玉兰，秋日赏千年银杏，却没发现，大觉寺中还存有包括辽代古碑在内的众多历代碑石。无论寒暑秋冬，每每前往大觉寺访碑怀古，辨认碑石上跨越千年的悠悠刻痕，倾听他们在无言中诉说的大觉历史，都能深刻地感受到北京这座古都的千年印迹。
大觉寺是一座坐西朝东的山地寺庙，依山就势，层层递高。全寺有殿堂九处，建筑分为中路、北路和南路。寺庙中路轴线长约四百米，山门是中路的起点，山门后有长方形功德池，池上有一座古桥，跨桥过池，钟楼与鼓楼南北相对。钟鼓楼后，天王殿、大雄宝殿、无量寿佛殿、大悲坛、龙王堂等殿堂随山势依次坐落。
龙王堂是全寺最西，也是最高的一座建筑，楼前有高十五米的覆钵式白塔一座，大觉八绝之一的“松柏抱塔”就在这里。寺庙北路为旧时僧舍，南路为旧时行宫。南路行宫是由四宜堂、憩云轩、领要亭及山石、泉瀑组成的建筑园林群，乾隆皇帝曾多次前往大觉寺避暑游玩，并驻跸在四宜堂。
大觉寺现共有历代碑石六通，跨越辽金明清四代，其中辽代石碑一通，明代石碑四通，清代石碑一通。它们分散在寺内各处，贯穿起大觉寺近千年的悠久历史。
辽代石碑刊立于辽咸雍四年（1068年），是北京地区为数不多的辽代古碑之一。辽代寺称“清水院”，拥有“幽都胜概”的美誉。而后，金章宗完颜璟沿袭“清水院”旧称，并将其辟为离宫别苑，列入西山“八大水院”之一。辽金之际，是大觉寺历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元代“清水院”因泉则灵，更名为“灵泉佛寺”，而后元明更迭，寺院也随之颓圮。
大觉寺历史上的第二个辉煌时期是在明代。明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朱瞻基奉母后孝昭太后之命，重修该寺，并更名为“大觉禅寺”，刊立《御制大觉寺碑》，这次重修奠定了大觉寺主体的建筑布局。继宣宗重修大觉寺后，明英宗朱祁镇、明宪宗朱见深和明孝宗朱祐樘均继承孝昭太后遗志，对大觉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缮和维护，并分别刻碑记事。其中以宪宗于明成化十四年进行的工程规模最大，宪宗母后周太后出资修缮大觉寺，并派其弟周吉祥担任大觉寺住持。
明末清初，大觉寺未见于典籍，直至雍乾年间，大觉寺才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三次辉煌时期。雍正与大觉寺住持伽陵禅师颇有渊源，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在大觉寺刊立《送迦陵禅师安大觉方丈碑》以示亲信。乾隆追随父亲遗志，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在雍正御赐碑石的碑阴镌刻《御制重修大觉寺碑记》。
以上六通石碑分立于不同的朝代，刊立原因不尽相同，背后各有不同的故事。借助碑文，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探寻大觉寺的发展印迹。
《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碑》辽咸雍四年（1068年）
大觉寺辽代古碑全称《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碑》，现位于大悲坛东北侧，汉白玉石质，碑身高1.5米，宽约0.8米。辽咸雍四年（1068年）刊立，寺僧志延撰文，李克忠正书，曹辨镌刻。
该碑记载了邓从贵捐赠八十万钱为大觉寺修葺僧舍、刊印大藏经的历史。碑文先是盛赞大觉寺（时称“清水院”）的美景及地位，而后着重提及大觉寺不染尘埃的清泉，突出“清水院”名称的来由。最后记述了善人邓从贵为“清水院”先“舍钱三十万”修葺僧舍，而后又“舍钱五十万”刊印“大藏经五百七十九帙”的善迹。
这通石碑立体而丰富地展现了辽代善人、僧人、书法家和镌刻家的交互历史，使得游人有幸在千年之后，见证辽代“清水院”里的一次偶然相会。碑石上的刻痕跨越千年的漫长岁月，至今仍可清晰辨别，它们与不远处石阶旁的流水一起，忠实地记录着大觉寺生动而厚重的历史。
《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碑》碑额
图片来源：北京市文物局官网
《御制大觉寺碑》明宣德三年（1428）
《御制大觉寺碑》位于北侧碑亭中，碑高3.45米，宽0.97米，碑阳为明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朱瞻基撰《御制大觉寺碑记》，碑阴为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英宗朱祁镇撰《御制重修大觉寺碑记》。
宣德三年《御制大觉寺碑记》中提到，大觉寺在辽金称“清水院”，元代称“灵泉寺”，到明初已经破败不堪。明宣宗的母后孝昭太后笃信佛法，顾念百姓，命国库出资修缮该寺，并改名“大觉寺”。正统十一年，明英宗继承父亲和祖母的遗志，命国库再次出资重修大觉寺，并亲自撰写了《御制重修大觉寺碑记》。碑记中表达了对父亲和祖母慈善之心的赞誉以及自己对长辈的敬孝之心。
这通石碑联结了明代十八年的历史，讲述了孝昭太后、宣宗和英宗祖孙三代关于大觉寺的故事。大觉寺的重修从孝昭太后的慈心开始，历经宣宗和英宗两任皇帝，最终形成当时的规模。这通石碑不仅有力地说明了大觉寺的重修历史，还渗透着中国传统的伦理亲情观念，影响着后代世人。
北侧御碑亭
赫达·莫里逊摄
《正统十年敕谕碑》明正统十年（1445年）
《正统十年敕谕碑》位于无量寿佛殿东北侧，宽0.7米，高2.35米，螭首龟趺，汉白玉石质，明英宗朱祁镇撰文。
在明正统十一年重修大觉寺的前一年，英宗朱祁镇刊印了一部《大藏经》，表示自己对父亲明宣宗的追随。碑文语气严厉地提到“不许纵容闲杂之人私借观玩”，简短有力，体现了明代帝王不容置疑的威权。
《御制重修大觉寺碑》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
此碑位于无量寿佛殿东南侧，宽0.7米，高2.5米，螭首龟趺，汉白玉石质，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九月一日刻。
这通由明宪宗朱见深撰文的石碑，与三十二年前他的父亲明英宗朱祁镇撰文的石碑同名。在碑记中，明宪宗提到了他对父亲明英宗慈心善念的赞扬和传承，也提到了母亲周太后对曾祖母孝昭太后仁德之心的追思与仰慕，充分体现了明朝皇室对血缘宗亲的重视。饶有趣味的是，周太后世代居住在大觉寺山脚下，因此周太后自己出资重新修建了大觉寺，并任命她的弟弟周吉祥担任大觉寺住持。从此，大觉寺还兼有了太后家庙的地位。
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御制重修大觉寺石碑
希尔德·布兰德摄
《孝宗敕谕碑》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
《孝宗敕谕碑》位于大雄宝殿殿东北侧，碑高3.3米，宽0.76米，螭首龟趺，汉白玉石质。碑阳刻弘治十七年（1504年）十一月初九日孝宗敕谕，碑阴刻明正德四年（1509年）寺内庙产。
此碑是大觉寺所有石碑中最具经济史价值的一通石碑，碑阳记载了弘治十七年的庙产情况，其中提到“成化十四年重修敕建大觉寺”，宣德十年赏给大觉寺农田和佃户，“成化十五等年买得农田”，并指出这些庙产都应“以资本寺”。碑阴更加细致地记载了正德四年大觉寺庙产的种类和来源。这些明确的记载，为明代寺庙经济史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材料，借助碑文，可以了解到明代大觉寺经济运作的相关细节。
《孝宗敕谕碑》
图片来源：北京市文物局官网
《送迦陵禅师安大觉方丈碑》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
这通石碑位于山门南侧碑亭之中，碑高3.45米，宽0.97米，螭首龟趺，碑额雕有盘龙纹。碑阳为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雍亲王胤禛撰文的《送迦陵禅师安大觉方丈碑记》。碑阴为乾隆十二年（1747年）高宗弘历撰文的《御制重修大觉寺碑文》。
明朝皇室在大觉寺的诸多传承在明武宗朱厚照这里中断了，此后再无明代皇帝临幸、重修或是敕谕大觉寺的历史记载。直至清朝雍乾年间，皇室在大觉寺的传承又短暂地恢复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成为了大觉寺在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段辉煌时期。
与明朝太后的仁德不同，清朝皇室对大觉寺的重视开始于雍亲王胤禛与大觉寺迦陵禅师的密切交往。雍正皇帝在潜邸时，与大觉寺迦陵禅师交游甚密，他不但与迦陵禅师清谈佛法机锋，邀请迦陵禅师去他的宅邸讲经说法，还向康熙竭力推荐其出任大觉寺方丈，并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亲自撰文《送迦陵禅师安大觉方丈碑记》。
雍正之后，乾隆皇帝更是频繁造访大觉寺，除了对父亲的追随，大觉寺的清泉山景也深深地吸引着乾隆。《御制重修大觉寺碑文》忠实记载了乾隆与大觉寺的渊源。碑文中提到乾隆前往海淀黑龙潭祈雨，顺道前往大觉寺。他回想起父亲雍正为伽陵禅师刊立石碑，修建白塔，却发现风吹日晒，白塔有所剥落。于是命人修葺，并在父亲所刊立的石碑碑阴刻下《御制重修大觉寺碑文》。由于乾隆皇帝对大觉寺喜爱有加，甚至还在此处修有行宫园林。除了这通石碑，乾隆皇帝还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石刻，分立寺院各处。乾隆为大觉寺内千年古银杏题御诗一首，“古柯不计数人围，叶茂孙枝缘荫肥”。每到金秋，大觉寺“九子抱母”的银杏正如乾隆皇帝诗中所言，枝繁叶茂，一树金黄。
南侧御碑亭
赫达·莫里逊摄
大觉寺“九子抱母”银杏
图片来源：文旅海淀
大觉寺的这六通石碑，见证了大觉寺历史上的三段辉煌时期。无论是辽代善人的慷慨捐赠，明朝四代皇帝的前后相继，还是清朝皇室的频繁造访，这些原本可能消失在尘埃里的历史事件，借由这六通石碑流传了下来。
在石碑之外，这三段辉煌时期也最终确定了大觉寺今天的规模格局。辽金对太阳的崇拜造就了大觉寺面东的朝向，明朝奠定了大觉寺主体的建筑布局，清朝又丰富了大觉寺的园林景观。
不仅是大觉寺，北京的每一座古刹寺庙，都立体而生动地讲述着北京地区的发展历程，忠实而客观地保存着这座古都的历史印迹。北京城千年的厚重历史，隐藏在每一个微小的历史印迹中，等待着后来者的细心探寻。
作者：高媛、张弛、黄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