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博士后揭密“金三角”生态：全球化带来新的变量与挑战
随着电影《孤注一掷》的热映，海外电信网络诈骗再次引发关注。
杨漪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人类学博士后。2017年至2019年，她为研究缅甸边境社会的经济运作及发展问题，三次到访缅甸掸邦大其力镇。这里是“金三角”的核心腹地，在那里，杨漪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共计16个月，完成了名为《“金三角”的恐惧：缅甸边境社会经济聚簇的民族志研究》的博士论文。
带着对“金三角”的好奇，杨漪走进这片土地，见识了当地人如何成为非法产业链上的一环。在杨漪眼里，相对混乱、各群体间尚未广泛结成“社会契约”、多种权威力量杂糅交叠的社会土壤与合法、非法相含混的经济彼此呼应。
想去“金三角”做一个研究
新京报：最开始为什么想去“金三角”做田野调查？
杨漪：我最初也是出于好奇。我出生在云南腾冲，是中缅边境的一座小城。从小，学校就有很多关于禁毒知识的讲座，警察来分享的时候，每次常常提到“金三角”这个词。我很好奇，这样一个被描述为所谓“万恶之源”的区域，社会是怎么运作起来的？人们是怎么在那里生活的？刚好我学人类学，有机会去做“他者”的调查，也就是与当地的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研究“他者的世界”。
博士期间，导师问我想做什么选题，我说想去“金三角”做一个研究，他非常支持，之后我就去了。尽管我的家乡与“缅甸”或者说“缅北”为邻，但实际上，去之前我对缅甸人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国内关于缅甸的资料不是很多，我在上海想找老师学缅语都没有找到，还是跑回老家才找到缅语老师。学了一个多月之后，我就去缅甸了，在缅甸也是边学缅语边做调查。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大其力镇为调查点？
杨漪：一方面是我想去一个更加“他者”的地方做人类学调查，即更陌生的环境。中缅边境对于国内做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不算太陌生了。尤其在云南，已有不少关注中、老、缅、印“跨境民族”研究的学者，当时选择去到域外做当地社会的研究者相对少一点。另一方面，大其力镇被称为是“金三角”的核心地区，我觉得到那里更能解答我心中的困惑。
此外，大其力镇和中缅边境的其他缅甸特区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果敢、小勐拉和佤邦这几个特区在缅甸的正式行政规划里，属于缅甸北部的掸邦，但这几个特区相对更加自治，有点像“国中国”的状态，相对来说有明确权威，他们特区内部都有各自不同的管理制度、规则。大其力这个辖区都是缅政府管理的范围，但不同的少数民族武装力量也在这里交叠，比如说某片块较大的土地完全是归佤邦来管理的，那片地块内的经济规则就受佤邦相关官员管理；又比如有几条道路尽管有缅政府设置的检查点，但是附近的民兵组织有特权运输政府不允许普通人运输的（违禁）物品。总之，各种力量在那里交织叠，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在这样的地方去讨论当地社会的形成，是有讨论点的。
新京报：去之前做了哪些准备？
杨漪：去之前，我身边的人都叮嘱我要注意安全，当时大家对“金三角”还是毒品、赌博、暴力之类的印象。而且我们当地人会觉得缅甸北部疾病很多，比如艾滋病、疟疾、登革热等。我们家乡的防疫中心有防疟疾的蚊帐免费赠送，上面喷了药水，我爸还陪我去领了一个，让我带到缅甸去。结果到那边，我是住人家里打地铺睡觉的，根本没有撑蚊帐的地方，也没有用。
我家在中缅边境，有一些亲戚在缅甸生活。我想去缅甸做调查，我爸爸很积极地帮我跟在缅甸的远房亲戚联系，辗转找到一个亲戚，他在大其力镇有可靠的亲朋好友，帮我说好去那家人家里住。就这样，我在那边也算有认识的人了，也似乎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田野调查的身份。
在当地，大家都很谨慎
新京报：你第一次到缅甸，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
杨漪：2017年春节，我先去了一趟缅甸大其力镇，花了半个月做预调查。我当时是从泰国进入缅甸的。缅甸有很多泰国一侧没有的“文化符号”，比如缅文横幅广告、山顶的金色佛塔，或者穿着筒裙的男性等。我相信任何人第一次从泰国美赛走到缅甸大其力，都可以直观且明显地发现这两个地方的秩序感迥然不同，仿佛从一个有序的地方到了一个混乱无序的地方，街上人们的精神面貌、生活状态也不太一样，会有挺大的视觉冲击。
大其力的街头有不少流浪汉，他（她）们白天会在街头闲逛，有几位看起来精神失常，我也撞见过在街边吸食海洛因的人。大其力镇属于比较热的地方，大家出行要么就开车，要么骑摩托车，主干道很少有人走路，流浪汉走在街上非常明显。后来在大其力待久了，我也交到了曾经吸毒睡大街、后来戒毒成功的朋友。
新京报：到缅北后，你有遇到过危险吗？
杨漪：其实没有。刚去的一两个月，我几乎只与大其力的那家人同步生活，跟他们家的人一起出门、一起上街买菜、一起打牌、一起买彩票等，主要是了解和学习他们在大其力生活的“地方性知识”。他们还是比较照顾我，不放心我自己一个人出去。一个多月后，我才开始独自跑外面逛，也认识了一些其他的人。我认识了当地某个摄影组织的会长，当地过一个佛教节日时，会长想带我去郊外的村庄拍摄，就要在佛寺过夜。那家人知道之后特着急，让我不要跟陌生人出去、尤其是去村子里。我说让他们放心，这是当地摄影组织的人。但他们还专门去那个会长家里，拜托他好好照顾我。但是又不好开口要对方的电话号码，只好交代我到了地方必须要给他们打电话报平安。大家都很谨慎。
后来我甚至成了我住那家人里最熟悉大其力镇的人。我在那里只待了一年半，他们兄弟姐妹几个中，最早去的已经待了十几年，但是他们对危险有很深的认知，不会像我一样有“探索欲”，他们要在那里生活，不会去冒险，哪些地方不该去的，就一定不会去，不得不去时非常谨慎。他们出门时，一般要开车或者骑摩托车，不会乱跑。他们还会叮嘱我，哪些地方能去，哪些地方不能去。看到我独自背包出门，就会比较严肃地跟我说，包不能那样背，会举例说：有人大白天背着包走路都被抢了。
当地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所以他们常告诉我说哪里不能去，哪些动作不能做。在他们的意识里，不能露财，小女生一个人不能单独行动，人少的巷子也不能走，否则就会有极大风险。
有一些危险是明确的、具体所指的，比如说你得罪了谁，或者谁欠了你的钱，但是那个人势力很大，你不敢去找他，因为你知道他可能不但不给你钱，还会要你的命。很多当地人不面临这种具体的危险，因为他们并不得罪谁，只是在那里生活，但在那里生活是有很高的警惕性的。
新京报：这种氛围怎么体现？
杨漪：除了上述他们的提醒之外，晚上他们也不太希望我出门。晚上七八点，天快黑了，我要出门，我在大其力镇的家人就会吓唬我说晚上外面怎样不安全，让我不要出门。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就认为一些非法的事情都在夜里发生，比如运毒品之类的，我出去了碰见也不好，可能被别人误以为是线人。出去碰见警察也不好，可能误以为我是从事非法经济的人。后来我熟悉了那边，偶尔晚上出门，通常也会在九点前回家。
让我比较惊讶的是，当地商店晚上关门都很早。我们都以为“金三角”那种地方“灯红酒绿”，夜生活很丰富。去了才发现不是这样，商铺晚上九点之前都关得差不多了，KTV和夜店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九点后，街道就安静了。在一个谨慎的环境，大家晚上不太会出门活动。去夜店也是开车去开车回，点对点，不乱跑。
新京报：你作为一个外来者，当地人对你是否有戒备心？
杨漪：有的，我觉得我对他们的戒备心，比他们对我的戒备心少一点。我的行为举止一看就不是本地人，本地人也不会像我这样在街头瞎逛。
举个例子，大其力镇的华人讲话都是云南口音，我是云南人，会讲云南话，有一次我去早点铺吃早饭，想和老板娘随便聊两句，看看能不能在那做调查。我用云南话和她对话，她看出来我是中国人，就用普通话回我，转头跟别人说话才用云南话。
不过这没有影响我在当地的调查研究，大其力镇是一个城镇，本身不是熟人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外来务工者之间都是相对平等的。我和不同的人接触之后，大家慢慢地就把我当做一个熟人了，不会区分我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我来了几个月后，一个摩的司机专门跑过来说要找我聊天，因为他看到我跟其他摩的司机都聊天。我以为我是去那里做调查，去参与和观察别人的生活的，但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在被别人观察。
“我们缺你这种人才”
新京报：当地社会治安如何？
杨漪：社会治安这个不太好评价，因为那个地区和国内的语境确实不太一样。当地确实会有枪击案、被暗杀的情况，但一般都是寻仇，当然也会有无辜的人受害。一般来说，有一个国家、政府或合法性很高的机构管理一个区域，才好量化地评价治安情况，“治”和“安”连在一起的，大其力那样多权威交叠但又没有哪一方权威有绝对优势的缅甸边境社会就比较难去裁量治安的问题。
当地也有警察和军队，但是当地人总会觉得警察是收受贿赂的，也不是那么信任警察。当地也有法律，但并不代表出了问题，大家都会去寻找法律的帮助，除非买卖房、买卖土地等，想要获得凭证，就需要跟官方打交道。
我住的那家人有个亲戚，参与了枪支贩卖，这个人被拘留后，他们找了律师去跟警察沟通，看怎么交保障金，把这个人赎回来，否则他可能会判刑。
那个小伙被放出来的时候我也在。其实他们就是凑了一笔钱交给警察，律师在中间帮忙沟通，后来警察在夜里偷偷放出来的。那笔钱不是进入司法机构的，其实就是给警察们行贿。也就是说，不是没有法律，只是除了法律，他们还有一些“规则”。
新京报：你在当地有接触过在非法产业上工作的人吗？
杨漪：有，我在当地调查的阶段，还是跟买卖毒品相关的比较多，网络赌博也开始流行，但是电信网络诈骗之类的事情，还是刚起步的阶段。
当地人其实都或多或少参与或涉及了当地的非法经济。大其力镇住的那家人中的三姐家开了一个游戏厅，里面有一个房间是专门给吸毒的人使用的。
那家人中，还有一个年轻姑娘想跟我学汉语拼音，因为想去网络赌博的公司工作。那里工资高，底薪加提成，底薪就有四五千人民币（以泰铢-人民币换算）。当时她没什么工作，就在晚上跟大姐卖一点夜宵，一个月的收入最多也就两三千人民币。她有两个孩子，当时丈夫的老板跑路了，没什么钱。如果白天去网络赌博公司上班，晚上卖夜宵，收入就会更高。但是后来听说要上夜班，她就没有去，因为不能照顾小孩。
我离开大其力镇之后，当地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人就开始越来越多。三姐的小孩学习不好，高中没读完就不想继续念书了，就得去工作。于是找了一个涉及电话诈骗的园区，在里面当保安。刚开始他们还可以自由出入，后来一个星期只能出去一到两次，他觉得不够自由，就去KTV当服务员了，因为在这些园区的带动下，当地KTV多了很多。但是当地的KTV和中国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在那里面K粉、开心水等毒品是一些很常见的消费品。
我在大其力镇时，也遇到过网络赌博或电信网络诈骗的招聘广告。2019年初，当地咖啡馆就开始贴有招聘广告，是用中文和泰文写的，标明底薪加提成的高薪工作，年底公司带团队旅游，有年假等信息。没有写是做什么，但是一看这么高的底薪就知道，肯定是和网络赌博、电信网络诈骗这类非法产业有关。如果是和毒品相关，不会写招聘广告的，是通过熟人网络来运作。
后来我还加了一个人的社交账号，他知道我在读书，说很缺这种人才。我问他们不是应该喜欢招那种漂漂亮亮的小姑娘吗，他说那种一般都是“底层”，我们缺你这种人才。
新京报：当地对于非法的产业，有管控措施吗？
杨漪：有，当地警察经常会查毒品或者枪杀案。但是在当地做生意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真正的老板不露面，一般都是代理人帮他出面。警察查毒品，往往都是查到运毒品的人，而不是查到后面的老板。就算查到老板，一般老板已经打点好了，有的还和武装势力或军政府的人有一些关系，也就查不了了，抓人也是抓的小弟。
举个例子，三姐家的游戏厅也是鱼龙混杂的，有卖毒品的人游走，也有警察的线人在那儿。根据当地的制度，警察每三年要轮换到另一个地方，不定期会有上一级官员来检查。这时候，一般就会有线人供出来几个虾兵蟹将，让他们有所收获。有时候可能还会跟游戏厅老板说，上面有人来了，让他们暂时关门。当地是有这种避风险的机制的。
电信网络诈骗是这片土壤上新的变量
新京报：你多次去缅北，感受到什么变化？
杨漪：这些年，缅北非法产业在近几年、尤其是缅甸政变后有所增量，例如毒品经济有明显增长，（线上、线下）博彩业增多，电信诈骗园区近两三年也较泛滥了。现在确实能发现各地的电诈园区变多了，有的在中国境内的瑞丽一侧就能看得见。
我做调查的时候，盛行网络赌博，比如果敢网络赌博产业就已经做得很大了。当地的一些势力、商人等，更像是房地产开发商提供场地，比如说房子建好了，租给搞诈骗的公司，有实力的诈骗公司整栋租，有些可能租半层或者租一个房间。当然，网络赌博、电信诈骗等中的金融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比如缅币、泰铢、人民币、美金、甚至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交易等，与缅甸过去的非法经济运作网络也相融合之处，也有新增的元素。
现在随着反诈宣传做得越来越多，国人非常谨慎。我前些天去木姐，我爸也叮嘱我要注意安全。当地人也更小心了，当地华人带我们过去的时候，都帮我们收着边境出入证，统一办理相关证件，在一些地界穿梭时，遇到缅军和民兵的检查点，华人都让我们别说话，他去沟通。
新京报：为什么这几年电信网络诈骗园区会在那里盛行？当地为什么能承载这些非法产业？
杨漪：缅甸（主要是上缅甸）内战持续不断，是世界上自二战以来内战持续最久的国家。政治、经济不分家，经济运作的秩序也较为混沌。从我的视角来看，电信网络诈骗，只是这片土壤上一个新的变量。因为一系列历史原因，当地一直处于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各方势力相互冲突，难以统一管理。这样混乱的社会与让这些东西的存在是相互塑造着的。
我在大其力镇的家人说，2019年那边的电信网络诈骗园区就很多了，2020年开始激增。最初中国人还是可以自由出入园区的，后来中国人就不能自由出入了，但是在缅华人还可以。
在国内的劝返机制和反电诈宣传之下，确实有一些人回来了，园区开始缺少劳动力，就加剧了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
电信网络诈骗，其实最早是在柬埔寨，缅甸妙瓦底出现得也挺早，我做调查那一阵，妙瓦底就已经挺多的了。后来妙瓦底一带有些园区出了问题，好多诈骗园区老板就带着员工转移到了大其力。如今大家可能已经对缅北+暴力有刻板印象了，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是换汤不换药的。放在上世纪末，就是毒品和水牢，到了21世纪初，就是赌博、抢劫和水牢，到现在就成了电信网络诈骗加水牢、抢劫、绑人等。新的变量是全球化带来的人员流动、跨越国界的信息技术与非法经济链组装模式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复杂地方社会又相加，带给民族国家管理框架的更大挑战。
新京报：非法产业上的那些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
杨漪：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举个例子，三姐的丈夫两度因做毒品生意入狱，后来交了保证金赎出来，但他的家人还是会把他看作“一家之主”、受人尊敬。因为他做这些生意供养了一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家”这一概念在当地人的精神世界里是很重要的，生活是以“家”的价值为中心，谁破坏了家的价值，谁就会受到抨击。
三姐的丈夫从事毒品生意，但是他们家不允许自己家里人吸毒。这家人的二哥吸毒，给这个家带来了很多冲突。我就曾多次目睹他们家人打二哥，他曾因贩卖毒品在泰国入狱十年，妻子因此和他离婚，家庭不再完整。他出来之后还吸毒，没有任何改变，他们就觉得自己的家散了，仿佛“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后来他们把二哥送去强制戒毒了。三姐的丈夫其实也吸一点麻黄素，但是他就没有被家人责备，因为他是给家里带来贡献的人。在缅北边境社会，如果吸毒的同时还在做事挣钱，还在为家庭做贡献，家庭道义上就不会有大问题。
新京报：当地人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
杨漪：我能感觉到我住的那家人，其实对自己的生活没有那么满意。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是有风险的，就像三姐的丈夫，后来不再做毒品生意了，他们常会感叹说，“哎，不做也好，做那种生意，也是风险很大，可能人就没了。”但是他现在又跟别人一起投资开赌场去了，他们这代人多多少少都卷入了非法经济。
他们对自己这代人的生活是不满意的，我好奇他们对下一代人的生活是怎么去期待的。
大其力镇位于泰缅边境，华人的小孩读中文学校的同时，还会在泰文或者缅文学校选一个去读。但是上了缅文学校，华人也不能参政，毕业后大部分还是做生意为主，想要赚更多钱，就难免沾染非法经济。
除非特别优秀，否则基本不会有“读好书就有好出路”的想法。缅甸其他族群的小孩，有些还没华人这么幸运，他们有些可能上缅文学校，有些就是在山里或者寺庙里上学。我后来就在想，如果那个孩子不做这些，他还能有什么出路呢，还能去做什么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他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做的事。
新京报记者汪畅
编辑胡杰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