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的历史意义
在王朝国土治理的各类系统中,京杭大运河与京师北京构成的经济系统,是最重要的王朝支撑体系之一。
周代曾被儒家思想家美化为理想时代,但恰恰在京师—运河体制的必要性上,周代提供的却是负面的历史证鉴。秦汉时所建立的集权体制,是在充分意识到周代分封弊病之后的选择,从此,中国王朝政体基本上延续了这一传统。不过,一统集权王朝的都城,从建立之初,便提出了巨大的基本生存层面的经济需求,首先大量的人口便直接导致了粮食供应的巨大压力,而超越基本需求的奢侈享受,令京师消费几无上限。
在本地条件与京师需求反差巨大的情形下,令各地援助京师,是唯一的也是必然的办法。好在此时的集权朝廷已经直接掌控全国各地的资源。不过,在全凭人畜役力运输的时代,大宗物资特别是粮食的运送仍为沉重负担。在此情形下,水路是效率最高的运送方式,即使以修造运河的浩大工程为代价。在这种情势之下,京师—运河体系诞生,并随着全国政治地理格局的改变,随时调整线路。大运河永远朝向京师,把政治与经济连接在一起。
以经济支撑为基础,进而达成军事、政治的稳固,这是大运河对于京师乃至整个王朝的意义。以明朝为例。公元1449年,土木堡之变,随后蒙古瓦剌统帅也先率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明朝兵部尚书于谦组织京师军民积极抗战,成功保卫北京。此次战役,于谦等人的死战决心与正确部署固然重要,而通州粮仓的百万石储备也是稳定军心民心的重要因素。于谦曾专门制定特殊措施,发动军民,将通州粮食急运京城,令坚守无后顾之忧。
北京对于大运河的依赖,从城市最初的营建就开始了。明朝驻扎北平的燕王朱棣,取得靖难之役的胜利,夺得皇位,并改北平为北京,定都于此。于是,北京城出现了又一轮大建设,运河上随之呈现特殊的繁忙景象。城市宫室建设完成,运河的首要任务便是京师大宗日常消费品的保障性输送。
作为一条贯穿南北3000多里的水道,大运河穿越一系列大小区域,而这些区域,自南而北,环境条件差异逐步加大。对于商品交换来说,地区反差越大,商业价值越高,所以大运河的出现,乃是一条国内南北千里贸易线的诞生。官府对运河管理严格,私人禁止侵占,但是运河所含有的不可抑制的商业活力,仍然激发了社会各类商业群体在运河的汇集与钻营。
商业规律与官府律令之间博弈妥协的结果,在王朝盛世,出现的是双赢的局面:一方面是官府漕运的平稳推行,另一方面是商业活动的繁荣发展。运河地带呈现的典型景观是,接踵不断的船只与一连串充满生机的市镇。由于商业创造了较大的利润,于是,在运河沿线,官府设立了众多钞关,向商人征税。
大运河既是通道也是纽带,促进着区域间的交流互融。例如,“淮扬菜系”便是淮安与扬州结合而成的产品。在没有大运河之前,两地各自独立,本自成一系。自运河开行,官商往来频繁,讲究品位,才将二者融为一系。进一步从宏观来看,大运河加强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联合。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为中华文明的两大摇篮,二者融合的不断深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北京是大运河的北方终点,是服务的主要对象,大运河对北京及其附近地区自然会产生积极影响。通州是漕运进京的首站,自有首站的繁荣,不仅有皇家粮仓,还有民间的商街。清人李焕文称通州“帆樯林立人如蚁”。18世纪来华的英国访问使团成员斯当东,对通州有三大印象:一是商业网点渗入街坊,工商兴旺;二是临街店铺招牌五颜六色,十分抢眼;三是南货、北货杂陈,品种众多。同一时期来华的朝鲜人朴趾源,也记载了通州市面的繁华,“下船登岸……入一铺中,其瑰丽繁复,亦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
今天,大运河天津段留下众多实物遗产,包括河道、船闸、桥梁、堤坝等。其中北运河、南运河天津三岔口段,全长71公里的河道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标志部分,宣告着其价值的杰出性。北京地区是大运河的终点,但商贸活动并不止于北京。大运河发挥轴心作用,不仅带动张家口、南口、通州、天津以不同的形式参与运河系统的运行,在更宏观的范围,通过驼队与运河转换对接,也将遥远的蒙古、俄罗斯与中国江南的贸易链接。
(作者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