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史｜法源寺——唐太宗李世民的伤心处
2000年春天，台湾作家李敖在狱中构思的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在京城热卖。有人说，他有意据此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北京法源寺前身为唐代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建成的悯忠寺。此图为悯忠寺复原图，绘制年代不详，由文物鉴定专家傅熹年先生提供
2015年末，田沁鑫据此导演改编的话剧《北京法源寺》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2016年初，该剧再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几轮演出，座无虚席。
其实，李敖并没有到过北京法源寺。他说，小说需要一个空间上的实境。而选择法源寺是因为他的前身是唐太宗李世民发愿立誓要建的“悯忠寺”。
早先，北京叫幽州。
幽，有偏远僻静的意思。那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在中原，北京地偏东北，但地势特别重要，历来是中原政权抵御西北、扼守东南的军事重镇。
大唐是中国人时常自诩的一个鼎盛王朝，创建这个辉煌时代的圣主自然是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为实现跨海东征的夙愿，亲督大军在幽州蓟城东南郊誓师，大饗六军，决心和声势都很大。是年四月一路人马从莱州（山东掖县）登船渡海直抵平壤，主力军由唐王李世民亲自率领走陆路进军辽东。
事态并不像李世民想的那么顺利。唐军一进辽东就遭遇高丽军民的顽强抵抗。他们固守城池，坚壁清野，与唐军僵持四个多月。迫于粮尽天寒，将士伤亡惨重，李世民只得罢兵悻悻而归。
历史上隋炀帝曾三征高丽，唐太宗两征。
《北史高丽列传》：“炀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启人可汗并亲诣阙贡献，于是征元（高丽王高元）入朝。元惧籓礼颇阙。”这就给杨广攻打高丽埋下了伏笔，其实高丽人不是不尊服隋朝，而是高丽王不敢亲自前往隋朝谢罪，怕自己被隋朝扣留治罪。炀帝灭高丽之心，或许早就有了。高丽本来是商朝纣王叔父箕子的封地，汉晋时都是中国郡县。高丽是一个具有极高文明的国家，高丽国都设在汉乐郡的故地平壤城，亦名长安城。平壤城与国内城（今属吉林省通化集安）、汉城，并称高丽国的“三京”。此时的高丽人占据辽东大部，高丽主世袭爵为辽东郡公。高丽是辽东的霸主，是实力强大的政权。
辽东之地，周为太师之国，汉家之玄菟郡耳。魏晋以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若以高丽抗礼，四夷必当轻汉。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于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
——隋裴世矩、温彦博《通典》
去时春草青青，归来白雪皑皑。回到幽州蓟城当初发兵誓师的旧地，李世民百感交集。他“深悯忠义之士殁于戎事”，为了给亡者荐福，给生者安抚，他下诏“卜斯地建寺为之荐福。”意思是，就在这个誓师东征的场地，建一座寺庙，超度亡魂，结结实实地记住这个教训。
寺还没有建成，李世民就撒手而去了。他的儿子高宗李治即位后，在上元二年（675年）再次颁诏建寺。直到武则天登基，又一次颁诏，寺庙才最后建成。这一年是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一座深悯东征将士忠义的皇家寺院，前前后后经过两帝一后的多次下诏，历时五十一年才建成，内中变故可想而知，让人看到“贞观之治”背后的一面。
寺庙完工了，何以名之呢？则天女皇“深感二帝先志，起是道场，以‘悯忠’为额”。这还真是一个不落俗套、不循旧规、一语破的的好名字。“悯忠”是胜利者志不得抒、横遭意外的悲剧，好比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法源寺从一开头就沉浸在深厚的悲壮气氛中。
悯忠寺宏伟壮观，尤以高大的悯忠阁最为突出。它体现了建造者的初衷，远远望去，有如一座顶天立地的丰碑，屹立在皇天后土之间，格外抢眼醒目。时有“悯忠高阁，去天一握”的民谚（见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由此，悯忠阁成为北方军事重镇幽州蓟城的一个明显标志。谁又能料到，重镇不防，岔子就出在内部，出在最受皇帝倚重的权臣身上。
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十四年（755年），驻守蓟城的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安禄山拥兵自重，自称“大燕皇帝”，起兵反唐。他效仿太宗、高宗皇帝和武后建造悯忠阁，也在悯忠寺东南隅建造了一座十余丈的高塔，自我标榜，与悯忠高阁争辉，希冀谋反成功，留名千古。谁料安禄山攻破长安后，被他儿子安庆绪杀掉。不久，安庆绪又被他的部将史思明杀掉。至德二年（757年），自以为得势的史思明又在悯忠寺的西南隅建造了一座十丈高塔，取名“无垢净光宝塔”，专请参军张不矜撰文、参军苏灵芝书写。据说，史思明建塔立碑本来是为他的主子安禄山反唐称帝定都幽州祈福的，想投机邀宠。孰料事态突变，安禄山被杀，史思明只好降唐，赶紧找人磨改了刻好的碑文，佯称这塔是为唐肃宗李亨继位建造的。不久，他贼心难改重又叛唐，被他儿子史朝义杀死，落了个和他主子安禄山一样的下场。
“安史之乱”时，悯忠寺一度改名顺天寺。顺天则兴，逆天则亡。安史以逆为顺，错摆自己的位置，终致败亡。
今天，高耸入云的悯忠高阁不见了，阁东西两座十余丈的高塔也不见了。但那“无垢净光宝塔颂”的碑石还在，静静地立在法源寺的悯忠台殿宇中，虽历遭千余年劫难，这刻石却成了“安史之乱”极为难得的物证。
唐武宗李炎继位后，他一反唐初几位皇帝尊崇佛教广修寺院的风尚，痴迷道教，来了个兴道灭佛。会昌五年（845年）武宗下令毁坏寺庙，强令僧尼还俗，掀起全国范围的灭佛运动。然而“幽燕八州，唯悯忠独存”。这个额外施恩的原因何在呢？可能是碍着太宗、高宗开创基业悯恤忠义的一腔衷悃吧。
然而，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人算不如天算。唐僖宗李儇中和二年（882年）一把无情大火把规模宏大的悯忠寺烧了个干干净净。直入云霄的悯忠高阁灰飞烟灭，两座十余丈高的木塔不见踪影，地面上空余几撮灰烬，一切人为的“高大”都消失了。
唐末景福（892—893年）年间，幽州卢龙节度使李匡威可能有感于人世沧桑、吉凶难测、无以自保，旧地重建寺院时，他在大殿后面又新建了一座宽七间、高三层的观音阁，安放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佛像。景福元年（892年）又把从废塔基中挖掘出来的佛舍利子埋在观音像前。可见寺院的主题已从当年的“悯忠”转向“救苦救难”了，寺中的重点是宏丽的观音阁。
然而，失去的东西总叫人怀念不已，尤其是那个“去天一握”的悯忠阁。昭宗乾宁四年（897年），节度使刘仁恭又重建了悯忠寺的高塔。远远望去，平地上又有了直入青冥的建筑，寺庙似乎又恢复了昔日的风光。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2016年第2期《话说北京法源寺》
作者：杨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