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垂杨柳医院：首家“黄码”血透中心的2104次“疗愈”
每天早晨7点，第一批前来做透析的患者踏入垂杨柳医院的血透室。血液顺着导管流进透析机，“洗干净”的血液又重新泵入人体，完成生命的延续。
机器循环往复，一直到夜里12点。几条导管与这台机器，连接着许多尿毒症患者的生命。
北京疫情袭来时，尿毒症患者们一度被“困住”：社区因封控或管控出入困难，在发热门诊做床旁透析又费用高昂。
这家地处朝阳疫情“暴风眼”的医院承担起了守护尿毒症患者生命的责任。只用了半天，垂杨柳医院肾内科就把符合院感防控和血液净化标准的“黄码”血透中心改造出来，使得医院可以容纳“黄码”和非“黄码”透析患者。
为了保证透析不被耽误，肾内科主任余永武带着整个科室住进了医院，半个多月没有回过家。医护们也搬进临时腾出的简易宿舍，保证每一次透析都能有人陪护。
据统计，从4月22日北京出现第一例感染者开始，至5月15日，垂杨柳医院两个院区进行了2104人次的血液透析。
以下是余永武的自述：
维护了一年的机器，派上了用场
北京这波疫情来得很突然。大概从4月22日出现第一例感染者开始，我们科室就不停收到患者求助，一天最多四五十个。
平时在垂杨柳医院做透析的尿毒症患者有200多人，我们建立了肾友群，那几天群里跟“炸了锅”一样，我粗略估算了一下，有100多位患者被困在封控区与管控区内。大家的焦虑和害怕我太理解了，透析一天都不能耽误，一旦耽误引起严重高钾血症和心功能衰竭，很容易导致死亡。
透析与新冠疫情碰到一起，会变成更棘手的事情。我之前统计过，我们肾友群里近70%患者都在60岁以上，多数也没打过新冠疫苗，而且他们作为尿毒症患者，普遍免疫力低下，面对疫情的时候更为脆弱。
来自封管控区的病人面对的不仅是感染风险，还有高昂的治疗费用。按照国家卫健委2021版《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疑似新冠阳性患者或密接者，需要进行单人床旁透析，直至确诊或解除医学隔离观察。普通的透析，几十台机器使用同一个水处理机，在报销之后，患者一次只用支付几十元钱，床旁透析因为使用透析液，即使在报销后患者每次也要支付近千元。
那他们该怎么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血液透析中心研究之后提出了两套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在发热门诊单独设置隔离屋，放置小型血液透析水处理机，带动四个透析机，这样可以避免床旁透析高额的费用，同时满足更多病人需求。但是讨论发现，发热门诊无法容纳大批量中高风险地区病人透析。
那么最适合的应该是第二个方案：“重启”东院区，将其作为“黄码”血透中心。
去年垂杨柳医院从东院区搬至现在本部院区，原本我们的血透室在东院区一楼，搬迁后理应废弃，但是我觉得疫情一直断断续续出现，这里说不定能应急，所以没有拆除水处理机管道。
搬迁后，医院没有报废这些机器，也同意我的申请，每天我们科室的工程师都会去维护运行这些管道，坚持了一年，没想到这次真的派上了用场。
4月28日上午，医院开会决定重启东院区。东院区一层已被用作劲松街道的疫苗接种点，劲松街道很支持我们的提议，很快将这个问题解决。
上午开完会，下午我们就开始搬运机器，第一次运送过去两台普通透析机，一台乙肝透析机，安装调试之后，我们的医护人员对水质、空气、物表中的病毒细菌成分进行检测，保证这个空间达到国家对于透析环境的要求，同时进行核酸环境采样，确定都为阴性。那天晚上一切完毕后，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现在回想，幸好维护了一年。如果没有这些老设备，东院区的重启可能要花一周多时间。
第二天清早，东院区开始接诊从封管控区来的病人，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来到医院透析，看到医护时都激动哭了。朝阳区政府很支持医院的工作，为我们加购的11台透析机在4月29日就运到医院，及时投入使用。
23台机器为了她一个人运转
这次我们也碰到过紧急情况。
5月12日，120送来一个患者，憋气憋得很严重，别人扶着她，每走一步都喘。这位患者出于费用的考虑迟迟不到当地透析中心做透析。已经耽误6天时间了，相当于普通人6天没有排尿，身体里的毒素和多余的水分都积聚在体内，病情危重。
病人本身是新冠密接人员，为了尽可能挽救她的生命，我们为她打开透析室的全套设备。那天晚上整个大厅里水处理机、23台透析机、所有工作人员为了她一个人运转。机器重启、人员疲惫，但这是值得的，因为是在救人命。
当时我们医院已经成为了“黄码医院”，从5月9日开始，只接诊朝阳区封控和管控区域内的患者。但是我们觉得，既然有两个院区的条件，就不能把非封管控区域的患者直接推到别的医院。
于是科室又熬了一个大夜，在5月11日病人稍微少点的夜里，把设备再次转运、消毒，完成两个院区的功能对调。原本接纳“黄码”患者的东院区一层，现在有27台机器，接待非封管控区患者。
本部院区承担了接纳“黄码”患者的责任。为了疫情防控，我们将透析大厅的床间距从一米挪到两三米。本来能摆50台机器，只摆23台机器。白天收治来自封管控区的病患，按是否弹窗来划分批次，晚上对密接、次密接人群进行单独透析。
目前，每天有100多位“黄码”病人在本部医院透析，另有100多位在东院区透析。两边的医护固定下来就不再交换，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
血透中心工作的专业性比较强，培训一个医护至少要用三个月，为了避免人手缺失，疫情开始后，医护们半个多月没有回过家。我们把医院空置的病房改造一下，就成了医护的简易宿舍。有时候忙起来我就在办公室睡了。
现在，我已经习惯了一天五六个小时的睡眠。与疫情初期相比，这样的睡眠算“奢侈”了。就算到了晚上，我们的手机也一直不会静音，因为不能错过病人的电话。
好在医院帮我们做了很多协调工作。疫情开始时，医院党委统筹部署成立了医疗工作组，派驻到街道新冠肺炎防疫指挥部，专门与封管控区的社区协调患者就医问题。他们将需要透析的病人数据统计给我们。之后，我们会根据病人的情况制定应对措施。
5月14日凌晨一点半，一个封控区内的病人突然打电话给血透室负责人熊敏，电话通了就开始哭。她快80岁了，前段时间儿子刚出意外，心情很糟糕，醒来突然发现自己的动静脉内瘘堵塞，没有平时正常的声音和震颤。动静脉内瘘是尿毒症患者的“生命线”，一旦堵塞便无法进行透析。
熊敏判断是血栓堵住了内瘘，在电话里教她判断血栓的范围，怎么进行急性血栓的局部按摩，一直教到两点多，还嘱咐她必要时随时到医院检查处理。当天晚上她的内瘘恢复了震颤、杂音，血压也正常，没有影响后续透析治疗。
“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现在科室的工作是“超负荷”的，医护每天早上6点到达工作岗位，一次透析需要4个小时，护士们需要全程陪护在透析大厅里。一个护士守着5台机器，6个小时换一次班。一天三个班次，每个班次之间还要用一个多小时做环境消毒。
熊敏有时候从早晨6点盯到晚上12点。忙到凌晨下机后，还要对治疗区进行终末消毒，使其符合国家要求的透析环境。
四月底刚刚重启东院区的时候，天气燥热，穿着防护服两个小时就能湿透了，有时候脱了防护服，里面的衣服都能拧出水来。我们戴着两层防护手套，操作仪器的速度也变慢了，比如做插管，平时用半小时，穿着防护服可能就得一个小时。出汗后防护眼镜上也会起雾，穿刺的精准度也容易降低。
医护坚持了半个多月也很累，穿防护服时间过长也让人感到缺氧，有时我看到有人瘫坐在椅子上，很疲惫地用手撑着头。
医护被病人骂哭也是常有的事。我可能半夜接到电话，对面传来的就是病人的牢骚和不满。不过医护们都能做到克制情绪，不与病人发生口角。我告诉他们，一定要时刻换位思考，病人身体的痛苦咱们没有经历过，再同情也无法切身理解。为了排解他们的紧张和焦虑情绪，我给他们买了呼啦圈、跳绳等，希望能为他们的压力找个“出口”。
除了平时在医院做血透的病人，科室还有90多位长期在家做腹透的病人。医院变成“黄码”医院之后，非封管控区的病人不能进入，我们的医护就为他们开药，送出医院，让病人家属过来接。
疫情开始后，因为和做腹透的病人见面次数少了，我们把线下腹透培训改为线上，每周二晚上，找三个病人进行病情交流，其他病人观看，这样能将经验传递给更多人。
我经常和医护们说一句话：“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尤其是现在这个时期，他们最需要安慰，哪怕就是一句：不要着急，不要害怕，我们一直陪着你们。
这段时间很多事让我感动，大家都在互相心疼。所有人的目的就一个：帮助血透室正常运转。
团队中，有位叫于帅的年轻医生。疫情期间，他所在的小区被管控了，他的健康宝还弹窗了，本来可以休息几天，但是他完全没闲着。他听说医院正从各科室抽调医生协助核酸采样，跟社区反复协调了几次，才能出入社区支援核酸。
他签了保证书，每天早上五点多从居住社区骑自行车去核酸采样点，两点一线。支援完核酸检测后，他又回到医院工作。他的工作本来在住院部，但是他主动要求到压力最大的血透室帮忙。
熊敏的孩子只有两岁多，四月底，她回家拿了一身衣服之后就再也没回过家，每天全程守在透析大厅。有时，我会看到她和孩子打视频电话，聊着聊着就哭了。闺女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妈妈回来”。听了我也不落忍。
护士长杨春艳家里的两个孩子也很小，虽然家就在附近，但一同住进了刚刚改造的简易宿舍。
虽然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但是家人还是很支持我的工作，儿子正在备战高考，只能由妈妈陪伴，不过这段时间里我也发现孩子长大了，每天我都会收到他的电话，他告诉我自己的备考进展，最后嘱咐一句“要注意防护”。
新京报记者郭懿萌实习生王烨烜
编辑刘倩
校对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