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甘肃·周末对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青出于蓝胜于蓝。希望年轻人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和作为。
新甘肃·每日甘肃网记者王梓懿杨方铭张永刚郝婉君
今天，穿越大半个中国，前往敦煌莫高窟参观，会让绝大多数人感到激动。
时光若向后倒退60载，去一趟敦煌的艰苦程度难以想象，更不用说扎根大漠。
很明显，我们将要讲述的，是一段关于樊锦诗和敦煌的故事。
从燃烧自己的青春，到端详00后的青春，她停留敦煌61年，极大地提高了敦煌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敦煌的女儿”成为大家对她最动情的褒奖。
她说：“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伟大，只是认真干好自己应该干的事。”
她说：“过去，我也产生过想要离开的念头，可是前辈的奉献精神始终印在脑海。”
她说：“今天，我更想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和氛围，能让年轻人接好事业的‘接力棒’。”
【以下是新甘肃客户端和樊锦诗的对话】
新甘肃客户端：您和敦煌、莫高窟的缘分是如何开始的？
樊锦诗：说来也巧，我在念中学的时候读到过一篇课文。不知道是命中注定还是什么，那篇课文讲的就是莫高窟，每次阅读我就特别想亲眼看一看莫高窟。
后来，在我大学毕业前的那一年，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班的学生可以选择到全国各地的文物单位参加毕业实习。得到了在莫高窟实习的机会，亲眼见到了惦念了很久的莫高窟。我可高兴了！
不过当时实习的时间也不算久，敦煌白天晚上温差大，气候干燥。我水土不服，上洞实习的时候，经常走不动路。最后因为身体情况不得不离开敦煌。那时我以为自己和敦煌说“再见”了。
新甘肃客户端：但没过多久，您又来敦煌了。
樊锦诗：当时的莫高窟需要加固，加固就涉及石窟下面的窟前遗址发掘工作，敦煌文物研究所没有考古专业的人员。我和同学在莫高窟实习结束后，常书鸿所长就给北大写信，想把我们留下来。当时考古专业的学生很少，各地都紧缺文物考古研究的专业人员，北大也分不过来呀，最后学校给了两个去敦煌的名额，分配给了我和另外一位北京的同学。
至今我还记得，那一年毕业时，周恩来总理给北京市的大学毕业生讲话，周总理说得很诚恳，他说你们是最幸福的，也是最幸运的。你们要知道，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7个农民来养。如果是特殊的专业，还要更多。当时我们一听，很是震惊。
周总理还说了，能上大学的青年是少数，你们学成后应该到基层、到农村、到工厂，到国家需要你们的地方去。
其实最初我对学校的分配并不满意，但那次讲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所以最后学校怎么分配我，我都服从。1963年毕业后，我就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
新甘肃客户端：实习和工作还是有区别，真正脚踏实地留在敦煌后，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去适应吧？
樊锦诗：参加工作后我才真正地来到敦煌，开始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年的莫高窟几乎与世隔绝，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我们住的是土房子，睡是木头板子。没有自来水，喝的水是又咸又苦。有人好奇水能有多苦？当然不像药那么苦，但是带苦味还带咸味儿。
我到敦煌之前很少见过土厕所。一到冬天，天寒地冻，化粪池也冻住，别看我们单位上全是文人，冬天我们都会放下手里的工作去清厕所。干活时我们还开玩笑说，我们要把这个喜马拉雅山上的“高峰”拿着钢钎敲掉。
从住在破庙土屋开展工作，到如今舒适的工作环境、先进的科研技术，我们工作人员生活和工作的环境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这中间蕴含了无数人的心血。
新甘肃客户端：您来到敦煌一干就是61年，您的成就大家都耳熟能详，我们好奇的是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想要放弃的念头？
樊锦诗：老实讲，说不想走是假的。倒不是说苦与不苦。想走的原因主要是我和家人两地分居。我和我丈夫（彭金章）两个人异地分居了19年，我觉得对不住我丈夫，也对不起孩子。孩子成长之路曲曲折折，如果我在家，还可以帮他照顾一下。
我的丈夫很支持我的工作，1986年，他从武汉大学调入敦煌研究院，放弃了长期从事的商周考古教研事业，改行搞佛教考古。他来了，我也就没有其他的牵挂了，我们两人一起在敦煌，守着莫高窟死心塌地地干。
新甘肃客户端：几十年前，还有一大批人和您一样，吃了很多苦，依旧坚守莫高窟。一个群体，面对困难，是什么样的动力让大家坚持到最后的？
樊锦诗：我刚到敦煌的时候觉得很奇怪，老一辈的工作者们在敦煌是怎么待下来的？然而真正进入石窟，开始这一项事业，我被前辈们的热爱与精神感染，我渐渐理解了他们的坚持。心里有了一个声音：前辈们那么苦都在坚持，组织上需要我，那我就留下。
记得我刚到敦煌时，常书鸿先生等老前辈已经在这待了十七八年了。他们刚来的时候，住的是马厩搭成的临时房子，他们第一顿饭，连盐都没有，就是拉条子，倒点醋，甚至连筷子也没有，是拿红柳枝折成的筷子。
但就是这样的环境，莫高窟人坚持下来了，说到底，是靠着一种精神，这也就是我们后面总结出来的“莫高精神”。
新甘肃客户端：敦煌研究院有一座以您为原型，名为“青春”的雕像，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研究院，让青春成为不间断的延续，听很多人说起，您对人才培养非常关心。
樊锦诗：其实那个雕塑不是我，而是一代一代为莫高窟付出过青春的文物工作者。我在敦煌待了61年，刚来的时候我也很年轻，进入洞窟作研究，那么高的脚手架我一下子就爬上去了。现在你叫我爬，我蹦也蹦不起来。
只有一代接一代的年轻人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才能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
一直以来，敦煌研究院很注重培养年轻人，段文杰先生当年对我是如此，如今我也是如此。为什么？任何工作人是第一位，没有人什么都干不成，所以我们非常重视培养年轻人。
关于人才培养我后来出了个主意，大学毕业生愿意来这里，我们很欢迎，但是仅有大学学历还不够，需要继续深造。硕士、博士学费、住宿费我们来承担，在（敦煌）研究院我们保留岗位工资照发，我们希望年轻人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和作为，为莫高窟的保护和弘扬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甘肃客户端：今年是敦煌研究院建院80周年，在新的起点上，您有没有一些给年轻人的寄语？
樊锦诗：我想对他们说，青出于蓝胜于蓝。莫高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我们来到敦煌的责任就是保护、研究和弘扬。
现在我年纪大了，更希望年轻人继承“莫高精神”，向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等老前辈学习，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