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肿瘤手术去援疆，教师尹大勇想做五千多名学生的“尹爸爸”
“勇哥”“尹爸爸”“老尹”……尹大勇有太多称谓，但40年来，他其实只是在专心做好“尹老师”。
在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工大附中”），尹老师从事过德育工作，较长时间服务于学校的后勤保障部门，中途他作为北京市第十批“组团式”教育援疆朝阳区的总领队，到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北京高级中学做了两年校长，现在回到北京，为加快推进大学中学人才培养衔接融合，开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赛道进行积极探索。
疾病和困难都没有击垮他。在教育这个领域，他既熟悉，又热爱，先后被评为2022年度“北京榜样·支援合作先锋”年度十佳人物、“2023北京榜样”年度候选人和2023年北京市教育系统“服务育人先锋”。
尹大勇特意给自己设计了微信头像，那也是他的标志：由心形和手形叠加构成翅膀，寓意自己“用心”“用手”的服务状态和助力学生成长的服务目的，它也像一棵幼苗，代表着他的服务对象是学生。那也是他要终生呵护的一群人。
去新疆
北京是和田地区的对口支援城市，2020年5月，得知有去援疆的机会，尹大勇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通过了各项考核。他将一切都安排妥当，家庭、工作，提前设想了关于援疆的一切，唯独没想到自己在这时生了病。
“我的身体开始报警。”尹大勇记得，头痛、恶心、烦躁、出汗、进食困难、声音嘶哑……病症找上了他，担心影响援疆，他一个人悄悄去了医院，却得知自己患了恶性肿瘤。
亲朋好友都劝他，别拿健康当儿戏，援疆就让别人去吧。但尹大勇放不下，支援边疆教育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
他是一位少数民族教师，自小长在吉林长白山脚下，曾经在两所民族学校工作过，非常了解少数民族地区需要什么样的教师、什么样的教育。
“支援边疆不是活动，是援疆事业。”他反复强调。在尹大勇眼里，“活动”只是周期很短的单一工作项目，而教育援疆工作是大局，是像接力棒一样必须传承下去的文化润疆系统工程。
“支援边疆教育，回馈民族教育，我很迫切。以前只要有机会，我都要去争取。”他曾经报过名去援藏，那时，他已经在工大附中的西藏内地高中班服务了近十年时间，负责后勤保障和德育工作，不论是日常还是节假日，他都陪在孩子们的身边。
他也多次带队前往西藏开展短期家访工作。还记得有一次，他们在海拔4000多米的西藏山南市加查县格桑村家访，全村男女老少把家里好吃的都拿给他们。“你们是第一批来我们村里家访的老师，还是首都的老师！扎西德勒！”老乡们的热情和期盼，都让尹大勇深受触动。可之前种种原因，他最终没能真正成行。
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了。
尹大勇切除了肿瘤，从入院到出院，仅仅用了13天。他说服了家里人，终于带着46名援疆教师启程，横跨近5000公里抵达了新疆和田墨玉县。
这个靠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县城气候干燥，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都布满沙尘。差异巨大的气候让尹大勇口鼻出血、腹胀腹泻、皮肤过敏，时差、饮食特别是术后恢复，都让他吃尽苦头。担心与后期治疗用药产生排斥反应，无论是发烧还是拉肚子，他都不敢吃药，只能猛灌热水，硬撑过去。
所幸这些，他都熬过来了。工作的兴奋和压力，让他生理上的不适逐渐淡化，被那股支援边疆的劲头一点一点排解出去。
“尹爸爸”
校长尹大勇在墨玉县北京高级中学的一天，从挨个班级巡视开始。
这是北京市总投资1.69亿元援建的全寄宿制高中，2015年起投入使用。它很大，每个年级都有各自的教学楼，每个教学楼有5层，多媒体教室、图书室、实验室样样齐全。
全校一共有67个班级，尹大勇一个不落。他走路像风一样快，“我得让师生看看，这就是首都教师的速度。”尹大勇说，巡视的时候，看见表现好的学生，就用手机拍下来传到班主任工作群，让班主任认领表扬。
经常有学生撞见他，又赶紧跑回教室，“校长来了，校长来了。”听见这句话，闲聊的学生也认真起来，虽然是装的，但尹大勇觉得，只要自己持续地每天走一圈，或许装着装着，就成真的了。
2021年春天，他偶然发现一位学生情绪不对，实地家访后才知道，那位学生的家庭情况特别困难，一家人只靠着不到20平方米的小卖部生活。尹大勇就时常去小卖部购买生活用品，付钱时多付一些，比如本是200块钱的东西，他扔下300块钱就迅速离开。有些东西他用不上，就在回来的路上，送给遇见的少数民族老人和小孩，回到学校再分发给其他困难的学生。
家访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尹大勇又利用自己心理咨询师的优势，创办了“校长心灵驿站”，在孩子们迷茫无助的时候，让他们得到安慰、找到方向。于是每天午休时间，很多学生都会出现在心灵驿站的门口，等着掏心窝子跟尹大勇聊天。
让孩子们在阳光下健康成长，这是尹大勇的追求，他希望孩子们勤奋学习，更希望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人格。
在新疆两年，尹大勇时常为孩子们买来各种活动的奖品。他成了受援学校各类比赛和活动的“赞助商”，而在受援学校，尹校长也是个“明星”。
他从不枯讲大道理，他讲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生动的，与生活有关的。他从不西装革履，更多时候，他都穿着T恤和牛仔裤出现在各个场合。这让孩子们觉得很亲切，他们喜欢模仿他，喜欢在碰见校长时亲昵地拍拍他的肩膀，甚至打打屁股。尹大勇总是回过头笑着回一句：哎，不尊重朋友啊！
“尹爸爸”，那些被家访的孩子们在日记中写下了无数遍这个称谓。现在，它也成为全校5000多名学生对尹大勇的共同称呼。
种子计划
孩子们的爱，让尹大勇觉得放松又动人，但他也知道，孩子们真正需要的不只是感性，更重要的是那颗等待播撒、耕种的理性的种子。
在就职演讲中，尹大勇向全校发出了倡议，那时他就定下规矩：“我是首都来的校长，跟我干，必须按计划来。”
他确实是个有计划的人，本子上，什么时间该做什么、这件事完成与否、结果如何，都被标记得清清楚楚。在他的手机里，为数不多的一个软件就是时间管理工具。每天下班前，他一定会写下第二天的重点工作，写了几十年，完成之后再拿红笔画勾。
为了让师生们明白计划的重要性，他走遍67个教学班，在每个班，他都用45分钟上了同一个主题的班会——“让计划成为目标”。
“我要通过这些班会，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校长做事情必须按照计划来，不能随心所欲。”他说，自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让受援学校干部和骨干教师学会了企业管理中的PDCA管理循环（P代表计划、D代表执行、C代表检查、A代表反馈，PDCA循环就是按计划、执行、检查、反馈四个阶段循环不止地进行全面质量管理的闭环）。干部的工作不再虎头蛇尾，老师讲课有了教案，学生们学习也有了各自的周计划和月份计划。
“让计划成为目标”，他把这七个字始终挂在嘴边，这仿佛成了尹大勇的另一个称谓，当然，他的倡导也让这七个字成了受援学校师生的口头禅。许多孩子考上大学后告诉尹大勇，就是这七个字正在改变自己的一生，至少让他达成了上大学这个短期目标。这也是尹大勇最欣慰的事。
在援疆同事们的眼中，尹大勇是个务实型的校长。他在意学生的心理健康，同样在意对学生的日常教育。无论多忙，他都会腾出时间深入课堂，无论去哪开会，他都要争取每天听一节课，在新疆两年，每个学年他都要听200多节课。
“课堂改变，学校就会改变。”尹大勇始终坚持这点，“一个校长不扎到师生里去，是当不了校长的，因为你不知道师生需要什么。”
“课堂是教育工作者的主战场，自己不能离开课堂。我要让师生每天进入校园，兴奋点都在课堂上。”尹大勇说，他援疆期间，受援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可预防、可借鉴”的经验，都被他写进了《援疆工作档案》。他的手机里没有娱乐软件，每天晚上下班后，他就窝在桌前，把这一天的感悟总结出来，一日一日，一月一月，最终提炼成了525页的“档案”，给后来者留下一份宝贵的经验。
尹大勇给档案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心在喀拉喀什河》，这也是墨玉县的母亲河。“我人回来，但把心留在了喀拉喀什河。”他希望以后一批一批的援疆干部教师不断去丰富它、完善它，“这才是播种的价值。”
他把硬件建设比作婚房，资金支持比作嫁妆。在他眼里，受援地学校的年轻干部和教师们迅速成长是当务之急。因此，除了留下《手册》，他还建立了“帮带提升”和“传帮带”模式。
他自有一套被命名为“4+N”的结对帮扶形式——4个线下学期（两年援疆），N个线上学期。“我们虽然在援疆期满后回到北京，但援疆没有结束，我们在线上结对帮扶，通过远程视频为他们带去教科研活动和专家讲堂。”尹大勇说，很多受援学校的干部老师遇到问题，经常主动咨询曾经的援疆教师，寻求解决的途径和办法。
受援学校师生每逢来北京，都想到要和他们的“尹爸爸”见一面，吃顿饭、逛逛京城，回到新疆，他们逢人就讲自己的老校长。
“勇哥”
在援疆之前，尹大勇曾经在学校长期从事后勤保障服务。
他总是称自己为“保障服务者”，这是一种理念，他不断强调，服务的出发点最终决定服务的质量。而重视人文关怀，也是他对自己比较满意的地方。
在工大附中，这些处处都有体现——学校的环境一年四季都是干干净净的；每次会议，矿泉水瓶都会被贴上倡导节俭的标签，避免开盖浪费；天冷了，食堂会为师生第一时间送上热汤，天热了，就多做些解暑饭菜；学校设置了母婴关爱室，给妈妈们提供安全舒适的私密空间；连老师的办公桌都是尹大勇自己设计的，他把样品摆放在教学楼一层大厅，旁边放着建议箱，有人提出孕妇及老教师不方便弯腰充电，他就在桌面设计上插座，一按就能弹出来。
球场旁边的弹簧护栏也是他的创意。“一些后勤管理人员为了不让学生践踏花草，也许第一个想到的是设立隔挡护栏。我是服务保障人员，首先要想到不能把孩子们的膝盖撞了。”尹大勇把这些篱笆都改装成了弹簧护栏，既保护了花草，更保护了学生。
“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送给师生”这句话被他贴在办公室墙上，也被他记在心里。找他帮忙或咨询的师生，从来不会得到敷衍的对待，“我可能不具体负责这件事，但我绝不会说‘同学，你去问其他部门吧’，剩下的事情，我来帮他去搞定。”
他注意到，学校总是有很多杂物。杂物一多，安全隐患就多，他创建了学校的仓储管理中心，统一把杂物转移到地下室，又设计出服务软件，纳入校园信息网络中；他还把PDCA管理循环和5S管理（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都应用在后勤保障服务中，逐渐形成了工大附中绿色、文明的“后勤文化”体系。
在他的后勤团队里，保洁阿姨、保安叔叔、厨师……几乎都是农民工出身。“他们服务的好坏决定了学校的安稳、和谐。”尹大勇觉得，自己有责任协助农民工顺利转型。
年轻的时候，他在家乡的职业高中做过校长，曾经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开办过多期农民务工前的短期培训班。他知道农民工背井离乡的不易，知道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得到认可。所以，尹大勇想尽办法让校园里的农民工都能获得认同感，并时常激励保障服务人员。
尹大勇说，他总是会告诉老师和学生们，这些人不容易，我们要珍惜他们的劳动成果；反过来，他也常常和后勤保障人员们讲，老师和学生也很辛苦，我们要理解。
日子久了，双方相处得和谐融洽，几乎从没发生过矛盾。每年的新年晚会，学校都会邀请保洁、保安、宿管和厨师们上台演唱，他们的压轴大合唱，总是获得师生最热烈的掌声。
“他在这儿得到了尊重、自信，技能得到了提升，潜能也可以得到发挥。”尹大勇说，自己从不把后勤人员当成下属，而是看作自家兄弟，他也的确尝到了甜头。逢年过节，他收到最多的祝福，就是来自在他这里工作过的后勤人员。“勇哥”，他们都习惯这样称呼他。
在他们看来，勇哥是个自律且乐观的人，人们很难看出他是位癌症患者。他每天都坚持跑步，每天踏进校园前、离开校园后、周末和其他节假日，他都对工作心中有数。在下班路上他回顾这一天的工作，在上班路上他琢磨当天的工作任务，他热爱自己，热爱生活，同样热爱工作。
面对热爱，尹大勇从不觉得辛苦。在北京如此，在新疆也如此。他的办公桌永远整洁，上面除了电脑和摞得整齐的书，只摆放着几张家人的照片，还有一张是红色圆点拼成的“援”。这是尹大勇用矿泉水瓶盖拼成的。他说，新疆的师生们知道他身体不好，喝不了当地的水，就省吃俭用，买来矿泉水给他，一买就是两年。
离开新疆的时候，尹大勇把瓶盖全都背回了北京，拼成了这张照片。“我是把师生对我的那份情给背了回来。”他还在上面打上了一行字：“一朝援疆，终身爱疆。一份纪念，一丝牵挂。”
新京报记者左琳编辑刘倩校对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