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在鲁迅文学世界中的位置
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在1943年完成的读书笔记《鲁迅》中，表达了他面对《故事新编》的困境：他断言《故事新编》全部都是失败之作，但他无法解释《故事新编》这部写作时间跨度最长的小说集对于鲁迅究竟有什么意义。竹内好也对《呐喊》《彷徨》中的一些小说在美学上的失败有直截了当的批评，他有能力把这种失败看成重要的现象进而去讨论鲁迅深层的痛苦，但他没法通过《故事新编》去开掘鲁迅的心灵。他发现《故事新编》与他所解释的鲁迅的文学世界“全体对立”。战后，竹内好也多次谈论和分析《故事新编》，虽然不复有全部是失败之作的断言，但仍然没有真正找到进入它的办法。
鲁迅与古史辨派的对比
竹内好的困境其实也内在于中国的鲁迅研究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鲁迅论述产生突破意义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呐喊》《彷徨》和《野草》，但人们从中概括和提炼的主题，无论是个性主义、人道主义，还是反抗绝望，都延伸不到《故事新编》。后者仿佛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所以对《故事新编》的论述不得不采取另外的角度，从鲁迅的思想变化来看，从“自信力”“中国的脊梁”的观点来看，或者从民间艺术的角度来看，乃至于从现代主义的创作方式来看，这些当然丰富了人们对《故事新编》的认识，比如它在形式上的模拟、戏仿，内容上的古今杂糅、借古讽今。但是，人们还是难以有效回答两个问题：《故事新编》究竟建立了怎样的文学世界？它与《呐喊》《彷徨》《野草》的内在关联性究竟在哪里？
在我看来，汪晖最近发表的两篇论文《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与《创世者与反神话——重读〈补天〉》不仅全面提升了《故事新编》在鲁迅文学世界中的位置，而且真正刷新了对《呐喊》《彷徨》和《野草》的认识，使整体的鲁迅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独特方法在于，汪晖把现代中国的上古史研究有效纳入为解读《故事新编》的参照系。在以往的鲁迅研究中，鲁迅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通常从人事关系角度来呈现，观念上的差异和冲突容易纠缠在道德是非上，而汪晖的研究说明，鲁迅与古史辨派的对比是彰显鲁迅文学世界独特性的重要入口。
汪晖讨论了现代中国第一代史学家与古史辨派面对的上古史难题，即如何认识古文献记载神话、传说的不同方式。陈汉章调动各种知识，力图从神话传说的科学阐释中还原出真实的历史内容，胡适、顾颉刚则截断众流、腰斩古史，把神话传说从上古史领域中剔除出去。鲁迅完全不认同“把古史‘辨’成没有”的古史辨派，斥之为“有破坏而无建设”，但鲁迅并没有简单回到第一代史学家的立场上。对于鲁迅而言，神话传说里面包含着初民的“神思”“形上之需求”，“向上之民”的“人心”。这些是无法用实证方法还原的，但不应该归为迷信而否定。鲁迅的独特立场不仅体现为对神话传说的重视，还体现为对神话“历史化”的看法，古文献记载的是历史化的神话，鲁迅说“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初民之本色不可见”。这里，民众创造的神话传说与古文献的记载并不等同。同样，史书的记载与古人的行动也不能等同，鲁迅认为：“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就像神话传说会被历史化一样，“中国的脊梁”在历史上“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同样遭遇“失其本来”和“不可见”的命运。
“看地底下”与“历史幽灵学”
“自己去看地底下”，构成了鲁迅独特的方法论。汪晖拒绝将《故事新编》命名为“历史小说”，鲁迅说《故事新编》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汪晖对“演义”作了详细的描述：“《故事新编》拼接故事、增加人物、演绎历史记载中不可能详载的情节，并将各种要素重组成一套持续变化、贯穿古今的事迹；作者写神如人，写人如神，写王如民，写民如王，用‘异记’传达寓意，并在寓言与历史、小说家与史官之间构成反讽的张力。这或许就是他称其为‘演义’的意思。”《故事新编》与历史当然有很强的纠缠关系，但这是反讽性的纠缠，不是简单采纳古史记载，而是去掀动、翻转这些记载，汪晖认为，“与其将它归为历史小说一类，不如将其定义为拟古史，即古史是其戏仿的对象”。“拟古史”的一个方面是从古史记载的踪影中，重新想象古代的行动世界，演绎情节，“以古怪、瑰丽的笔墨描写这些人物行动中的瞬间时刻”。另一方面，“鲁迅所有小说都以反讽的笔调叙述这些人物及其故事如何被历史驯服、他们的行动如何被历史掩埋”，这方面，“拟古史”也调用、戏仿了古史辨派的看法。就像书写阿Q的“正传”体是对史传体的戏仿一样。鲁迅的文学世界始终与历史纠缠，这从《狂人日记》中狂人将历史的“仁义道德”解读为“吃人”就已经开始了。在《阿Q正传》中，鲁迅明示了他与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的区别，就单篇小说而言，人们容易将此看成鲁迅的无关旨意的闲笔，不太容易看到这里有着鲁迅的文学世界与实证主义史学之间的尖锐对立。我们如果从汪晖对《故事新编》的阐释方法中回看《呐喊》《彷徨》和《野草》，会发现鲁迅文学世界始终是建立在“看地底下”的方法上的。汪晖用“向下超越”来表达鲁迅的努力：如果历史是名相的世界，那么鲁迅的文学就是地底下的“无名者”的世界。
“向下超越”意味着破除名相、破除历史，将“不可见”的“无名者”从“无”召唤为“有”。汪晖区分了底层的视角与无名者的视角之间的差异，“从底层的视角观察社会等级制，其可视的图景是一个逐级向上的阶梯”，进而产生了阿Q的精神胜利幻想，“从无名者的角度观察社会等级关系，其可能的结果则是揭示名目及其体系本身的压迫性和虚构性”。“向下超越”不仅使阿Q的精神胜利法变得可见，而且使精神胜利法失效的“瞬间”变得可见。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无名者的生命直觉和本能，还看到了他们的恐惧、挣扎和死亡。如《伤逝》所说“四围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如《野草》所说叛逆的猛士“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它从无名者的“鬼眼”出发，重新把握世界的总体性。这种独特的展现世界的方式，汪晖总结为“历史幽灵学”。
汪晖说：“《呐喊》《彷徨》与《野草》各自构成完整的世界，但有了《故事新编》，通过不同文类和风格的互文性，前者潜在的意绪才充分彰显。”“正是在《呐喊》《彷徨》《野草》的文学呈现和思想追究抵达的终极之处，鲁迅将那些被驱逐出历史的‘神话’‘传说’和碎片式的‘史实’重新编排为古史的序列。”汪晖重建了《呐喊》《彷徨》《野草》与《故事新编》的内在关联，并给予《故事新编》以全新的位置。我的理解是，《故事新编》“在神话、传说和史实的碎片中追寻无名者的蛛丝马迹，声调气息”，这种“鬼眼”是由包括《呐喊》《彷徨》《野草》在内的鲁迅所有作品凝聚而成，前后相续，所不同的是，《故事新编》用历史幽灵学创造了依托于民众集体生活和经验的无名者“具有超历史和超现实的能量”的世界，从而打破了历史时间的区隔，指向了未来。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作者：薛毅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6月17日第29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