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 | 美美与共，文化相融——关于“第二个结合”的相关思考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指明方向。
一、“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一）
“第二个结合”，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新征程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开展了包括延安整风运动、真理标准大讨论等在内的几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些思想解放运动大多是“第一个结合”的产物。“第二个结合”实际上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要义之一就是突破以往以西方为中心的束缚，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通过这样的思想解放运动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有机“互化”，并在“互化”的过程中实现二者的相互成就和彼此肯定，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马克思主义的“过滤”而逐步完成现代价值转换。此举有助于冲破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迷雾，破除有些人对我国历史文化的肤浅认识，为新时代新征程提供必要的思想准备。
（二）
“第二个结合”，提供了“结合”的新思路
“第一个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某种意义上属于“共时性”的结合，而“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属于“历时性”的结合。“历时性”与“共时性”是两个语言学概念，前者偏重于时间的流动性，后者则偏重于时间的相对静态性，这里是其比喻用法。孔子面对滔滔不绝的江水，发出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些话强调的是“历时性”，也就是流动性。“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则侧重于强调“共时性”，也就是相对静态性。“第一个结合”的过程往往指向一时一地的具体实际，这种结合非常有必要，有利于解决当前遇到的难题，而“历时性”的“第二个结合”，则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改革与建设过程中的长远问题。
（三）
“第二个结合”，提供了“结合”的新对象
“第一个结合”的对象是中国具体实际，“第二个结合”的对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绵延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各个朝代都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如先秦诸子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结合”对象。
（四）
“第二个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新支撑
中国历史上，曾有很多外来文化涌入中国，试图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大多数都淹没在历史尘埃里，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文化没有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一种来自彼域的文化，如果想要在此域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就必须与此域的本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够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从而做到永续发展。
（五）
“第二个结合”，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的理论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除了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体中国人民上下一致的共同努力外，还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支撑，而这些是西方所没有的。
二、“第二个结合”的传播理论
创新扩散理论是传播效果研究的经典理论之一，是由美国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个关于通过媒介劝服人们接受新观念、新事物、新产品的理论，侧重大众传播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罗杰斯认为，创新是一种被相关采用主体视为新颖的观念、实践或事物；创新扩散是指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主观感受到的是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所说的新观念、新事物、新产品的信息被传播，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构建过程，使得创新的意义得以逐渐显现。
创新扩散一般包括以下五个基本阶段：认知阶段，又称议程设置阶段；说服阶段，又称匹配阶段；决策阶段，又称重新定义或重组阶段；执行阶段，又称清晰化阶段；确认阶段，又称惯例化阶段。“第二个结合”作为一种创新，第一个阶段已经开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相关的“匹配性”工作。
三、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接下来将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
政治文明方面
“政治文明”的范畴较广，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维度：一是政治形态，政治文明意味着一种得以产生并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政治形态；二是社会政治领域的进步，“文明”通常可以与“进步”同义；三是政治的发展，“文明”本身是一个代表着发展的概念。
政治文明包括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法治建设、民主制度等多方面。在这些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理念、做法、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01 政治理念
我们一向认同国家统一，而非国家分裂。被称为“亚圣”的孟子在与梁襄王对话时曾经非常严肃地说过天下“定于一”。正因如此，历朝历代的主流话语层，包括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群体都对统一充满向往。从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到岳飞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其实都是对“统一”的讴歌。
杭州西湖的岳王庙前，有四座跪像，其中之一的秦桧早已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秦桧为什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迫害岳飞是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明代文徵明写下“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在文徵明看来，真正害死岳飞的不是秦桧，而是宋高宗赵构。秦桧另一个可恨之处在于他承认并鼓吹国家分裂。《宋史·列传·卷二百二十三》指出：“桧首言‘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与挞懒求和书。”反对统一，认可分裂，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中国自古以来追求统一的政治理念，所以秦桧被长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02 政治制度
历史上，我们通过中央政权对国家进行统一集中管理。先秦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属于“盟主”的性质，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更加集中，变为“君主”的概念。君主至少拥有以下四种权力：一是与超自然力量沟通的权力。具体来说，君主每年定期举行“祭天”活动，代表地上的臣民与“上天”进行沟通。比如北京的天坛，就是帝王祭天的场所。二是对外宣布战争的权力。三是所谓的“升降权”或者叫“任免权”。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最高统治者往往握有对高级官员的任免权，而对一些中、低级的官员则往往采取在他们到各地方任职之前亲自接见，来体现最高统治者“任免权”的权威。四是“生杀权”。虽然历史上也有过像大理寺这样的司法机关，但死刑犯的处决是由帝王定夺的。唐太宗曾特赦300多名死刑犯回家过年，并约定秋天返回执行死刑。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死刑犯全部按照约定时间返回，唐太宗又免去了这些人的刑罚。
03 法治建设
我们有悠久的法治建设传统，很多经验做法值得当下借鉴与参考。中国古代法治建设的核心有三点：一是重视法律制度建设，二是重视严格执法，三是重视相关监督。
重视法律制度建设。纵观中国历史，封建统治者一般都非常重视本朝的法律制度建设，往往在王朝创立之初，就开始着手组织人员制定本朝相关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有很多以其朝代或年号命名的相关法律，比如《魏律》《晋律》《北魏律》《北齐律》《汉律》《唐律》《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等，而且有些封建统治者还亲自主持制定相关的法律实施细则，比如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就曾经亲自主持制定了相当于现在刑法典的《大诰》。
重视严格执法。传统戏剧“包公戏”中有三口铡刀，就是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分别用来惩罚犯法的皇亲国戚、官员和百姓。“包公戏”虽然只是文学作品，但历史上真的存在严格执法，不畏惧强权的人物。
东汉初年，董宣被光武帝刘秀任命为洛阳令。洛阳是当时的首都，当地都是皇亲国戚或者高官显宦，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做到铁面无私、严格执法，难度可想而知。董宣上任后不久就发现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的仆人仗势杀人，在查清相关事实后，他就逮捕了湖阳公主的仆人，并当场将其处死。湖阳公主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她的地位和尊严的挑衅，于是就向皇帝刘秀告状。皇帝想让董宣向公主赔礼道歉，但董宣认为自己没错，坚决不从。皇帝只好让人硬按着他给公主叩头，但董宣却挺着脖子绝不低头。最后，皇帝被董宣不畏权贵、宁折不弯的浩然正气深深折服，不再追究他不顾皇家体面、阻拦公主车驾、当街格杀公主仆人的行为。
在西汉汉文帝时期，张释之担任廷尉一职。一天，汉文帝外出路过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跑出来，惊了御驾，汉文帝险些摔伤。汉文帝对此十分恼怒，下令将此人逮捕，交给廷尉处理。张释之审讯后，根据当时的法律，作出判决，施以罚金。汉文帝对这一结果很不满意，认为责罚过轻。张释之以法有定规、不宜偏私为由，规劝皇帝应带头公正执法。汉文帝思考良久，最终认可了张释之的处理。又一次，有人偷了高祖庙的玉环，汉文帝要求张释之严惩此人。张释之依照律法，判为弃市。汉文帝听后勃然大怒，认为弃市不足以表明对宗庙的尊重，应灭其全族。张释之坚持按律处理，并反问帝王如果偷盗祖庙的器物就要处以灭族之罪，那么有人挖长陵一捧土，又要用什么刑罚惩处他。汉文帝与太后商讨后，最终同意了张释之的判决。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国国相山都侯王恬开看到了张释之执法公正，就和他结为亲密的朋友。司马迁在《史记》中评论：“张季之言长者，守法不阿意”。
重视相关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对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作出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形成了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其实中国古代就建立了巡视制度，并且还产生了一些相应的官职，比如巡抚、巡按、刺史等。
王阳明曾担任巡抚一职，全称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任职期间，宁王朱宸濠觊觎帝位，发动叛乱。王阳明运用自己心学的力量与智慧，临危不乱，奇计频出，使用了一系列的用间、用诈、布疑、伏击、袭击等先发制人之谋，最终以绝对的劣势兵力，平定了差点导致明武宗天下覆灭的宁王之乱。由此可见，巡视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建立巡视制度外，中国古代还重视权力间的相互制衡。这种制衡关系，一方面体现在皇权与相权的相互制衡上，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制衡上。
皇权与相权的相互制衡由来已久。大臣们通过超自然力量来约束皇权。自董仲舒首创“天人感应”理论后，地震、洪水、蝗灾等灾害的发生均与皇权的不当使用联系在一起，有时帝王甚至要为此发布罪己诏。皇帝则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不断分化瓦解相权。汉武帝为加强皇权，重用身边的近臣，设立尚书令、侍中等职位。这些职位虽然官阶不高，但却能直接参与国家政务的决策。由此，管理国家的实权逐渐从丞相转移到内廷，形成内外朝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成立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确立三省制度。唐代完善三省制，演变出三省六部制，进一步分割相权。宋代将相权分为行政、军政、财政三部门，形成二府三司制度。明代废止丞相一职，皇帝直接管理六部。在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过程中，有时候皇帝会主动设置条件约束自身权力。讲个故事。宋太祖曾留下祖训，不杀士大夫。宋神宗即位后，曾试图处死一位失职的文官，却遭到了宰相蔡确的强烈反对。后来，宋神宗提出不将其处死，改为刺配的刑罚。这一要求又遭到副宰相章惇的反对，章惇认为，士可杀不可辱，刺配与处死没有区别。宋神宗很生气，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直言，“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制衡关系体现在各管理部门的职责设定上。宋代，中央管理路，路相当于现在的省，路一级的职责被分为“帅漕宪仓”四司。明代设立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合称为“三司”，皆为省级行政区最高机关。清朝沿袭明制，保留各承宣布政使司，但布政使司辖区直接通称为“行省”，并在各省布政使之上设置固定制的总督、巡抚掌管全省军民事务。
04 民主理念与制度
第一，民主理念。民主理念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有一定“参照物”的民主理念，比如说将“君权”或者“国家”视为“民”的参照物而提出来的一些“民主”理念。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第二种是把“民”与国家的稳定联系在一起而提出来的“民主”理念，比如“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又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
第二，民主制度建设。大概有三种建构方式：“自上而下”建构，“自下而上”建构，“平级之间”相互建构。
所谓“自上而下”建构的民主制度，最典型的就是起源于西周时期的“采风”制度。今天我们提到“采风”，往往以为它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概念，其实最早“采风”是和民主政治建设联系在一起的。西周王朝推翻殷王朝之后，为了解各地的相关情况，就自上而下派出了一些人员到各地了解民情，称之为“采风”。采风的目的一是“观俗”，二是“观政”。从某种意义上说，“观俗”的目的也是为了“观政”。《诗经》中的“风”就是各地区的本土歌谣。比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反映的就是百姓将地方剥削的行为比作偷粮食的大老鼠。《毛诗》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这句话表明，“风”具有反映舆论的政治建议功能。统治者对这种反映采取宽容的态度，是符合“王道”的做法。所以，孔子十分重视《诗经》，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虽然后世很多人将“关雎”看作单纯的爱情诗，但从某种意义上看，这首诗是官方“观俗”“观政”的反映。
为了让最高统治者了解民间的真实情况，达到“观俗”“观政”的目的，中央专门组建“采风”队伍。朝廷指定的“采风”官员叫“行人”，有“大行人”“小行人”及其下属“行夫”若干。由于“行人”巡行时必乘輶轩(一种快速轻车)，所以又称他们为“輶轩之使”。另外，西周还从民间年长者中遴选基层“采风”人员，据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记载，宣公十五年，“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
“自下而上”建构的制度有很多，比如“登闻鼓”制度。登闻鼓，顾名思义是一种鼓，这种鼓一般设置在封建王朝的首都，供民间百姓反映自身疾苦和冤情，就是帮助老百姓告御状的。相传北宋初年，汴梁一位百姓因家里的猪丢失而去敲了登闻鼓，希望帝王能派人寻找。据载，上手诏忠献赵公曰：“今日有人声登闻来问朕觅亡猪，朕又何尝见他猪耶？然与卿共喜者，知天下无冤民。”
“平级之间”相互建构的监督制度，就是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制衡，以及一个政府部门内部主要官员和次要官员之间的相互制衡。比如，通判对州府的长官就具有监察的责任。
（二）
精神文明方面
中国古代的精神文明，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加以概括，那就是“礼”。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喜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我将“礼”分为四个方面，非礼勿言、非礼勿观、非礼勿听，非礼勿行。
01 非礼勿言
“非礼勿言”是指一切人际交往过程中的言语都应该遵循相应的“游戏规则”。比如，称呼别人或别人的家人、朋友时要用敬语，而称呼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朋友时要用谦称。一方面，可以使用一些具有美好含义的词语称呼对方，比如，令、尊、华、台、贤、芳、大、惠等。另一方面，谦称一般采用拙、小、薄、贱、鄙、敝、愚、忝、家、浅、舍、寒、不、寡等。
02 非礼勿观
“非礼勿观”就是不要去看那些不应该看的东西，因为看到不应该看的东西而发表一些不当的言论，或者做出一些不当的举动，就有可能引发一些不好的结果。
春秋时期，齐顷公为了让母亲开心，取笑外国使节，竟引起了一场多国大战。根据《春秋谷梁传》记载，当时的四国使臣分别是鲁国使者季孙行父，是个秃子，晋国使者郤克一只眼瞎了，卫国使者孙良夫是个跛子，曹国使者公子首是个驼背。于是，齐顷公派出同样的残疾人去引导宾客：“季孙行父秃，晋郤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史记》记载：“使郤克于齐。齐顷公母从楼上观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偻，而鲁使蹇，卫使眇，故齐亦令人如之以导客。”这种赤裸裸的侮辱结果引发一场原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
03 非礼勿听
“非礼勿听”就是一定不要去听不应该听到的东西，否则，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有可能会给听者带来严重后果。
王羲之出身的王氏，祖籍是今天山东临沂，古称琅琊，他有一个长辈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叫王敦，在当时地位非常显赫，担任大将军、江州牧，但这个人一直想要谋反。王敦很喜欢王羲之这个侄子，经常把年少的王羲之带在身边。有一次，王敦在家里与几个亲信一起商量如何造反的事情，一时兴起，竟然忘记了王羲之还在里屋。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后，王敦提剑到里屋查看。他的本意是，如果发现王羲之听到了他们商量谋反的事情，就把这个侄子杀掉。王羲之当时确实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为了保命，他立刻脱掉了自己的衣服，弄散了自己的头发，蒙上被子，并且在被子上吐了很多口水，装出一副酣睡的样子。王敦进来一看王羲之这副模样，以为侄子一直在酣睡，就放下心来，没有怀疑王羲之，王羲之也因此逃过了一劫。这个故事非常形象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非礼勿听”的重要性。
04 非礼勿行
“非礼勿行”就是人们的言行一定要遵守当时所在社会的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如果一旦超越了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很可能就会给相关行为主体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
刘备、曹操和孙权是三国时代三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曹操个人的文治武功以及对当时社会的贡献，不输于另外两位。但后世演绎的艺术作品总将曹操形容成奸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许多人看来，曹操的行为突破了“非礼勿行”的底线，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不是一个臣子应该做的事。
（三）
物质文明方面
01 农耕文明
第一，各个时代的主流话语层一般都特别重视土地的重要性。“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在成为“晋文公”之前，曾受迫害，流亡国外。在流亡途中，重耳向农民讨食，农民却给了重耳一抔土。重耳勃然大怒，其身侧人却语重心长地说，此为吉兆，有土斯有民，百姓送一抔土，意味着您将有机会登上国君的宝座。重耳接下这抔土，后来果然重回晋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第二，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农业生产，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建设一些具有“仪式化”象征含义的建筑，在中央政权所在地建有表示重视农业的建筑，比如明清两代在北京都建有“先农坛”。二是开展一些“仪式化”的行动或者设置一些“仪式化”的节日，比如每年选择一天作为重视农业生产的节日，皇帝在这一天率领文武百官前往田间劳动。三是设置一些“仪式化”的职务，比如“大司农”，掌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的财政收支。
02 科技文明
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强调服务性和经验性。“服务性”的第一个特点是紧密服务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大家所熟知的“四大发明”，鲁迅曾评价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虽然这段话包含批判的意味，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科技发明服务社会生活。“服务性”的第二个特点是紧密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经验性”体现在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往往注重对当时相关经验的总结。
（四）
社会文明方面
所谓社会文明，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社会的各个行为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及相关的社会准则等方面的文明。
第一，社会成员个体的文明程度。在中国古代社会，相关行为主体的文明一般体现在将个体的文明作为家庭、社会乃至国家文明建构的基础。中国古人特别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是平天下的基础，齐家是治国的基础，而修身则是上面三项行为的基础。
关于修身，在这里分享四个古代名人教子的故事。《论语》里，孔子对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刘邦去世前在给儿子刘盈留下的信中说：“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倍年于汝者，皆拜。并语于汝诸弟。”刘备在给儿子刘禅留下的信中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诸葛亮在给儿子诸葛瞻留下的信中说，“多不接世，悲守穷庐”。上述几位名人的教子故事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家庭、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视。
第二，责任大于权力，或责任先于权力，是社会成员间的普遍共识。范仲淹幼年生活较为艰苦，出生不过两年，父亲范墉便因病逝世，母亲改嫁后，他改名朱说。长大成年后，范仲淹才得知身世，将名字改为范仲淹。范仲淹没有受身世的影响，变得自怨自艾，而是将社会责任牢记于心。担任苏州知州时期，范仲淹得到一块风水宝地，堪舆先生断言，在这里建宅，必定子孙兴旺，卿相不断。范仲淹于是决定捐宅办学。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林则徐也曾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第三，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方面。分享一个“六尺巷”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张英，他曾经担任过清朝康熙年间的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有一年他突然接到老家来的一封信，信中说老家官邸有位姓吴的邻居要扩建自己的住宅，想让他们家的院墙往后退三尺，张家的人很不满，认为这是对他们的莫大侮辱，于是就给张英写了一封信，要求他进行干预。张英见了，提笔写了四行诗寄了回去：“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的人接到张英的回信之后，理解了这位大学士的良苦用心，于是就主动找来知县和那位吴姓邻居，给他们看了这封书信，然后自己主动提出后退三尺住宅，吴姓邻居看了之后也非常感动，也主动将他们家的院墙向后退了三尺，于是就在安徽桐城留下了一个著名的景点“六尺巷”。这个景点向人们无言地诉说着中国古代和谐社会关系建设的成果。
第四，“爱国”是社会准则的重要方面。北京东花市斜街住着一户姓佘的人家，他们在这里接连17代为一个人守墓，这个人就是明朝末年著名的爱国将领袁崇焕。梁启超对其作出如此评价：“使督师以前而有督师其人者，则满洲军将不能越辽河一步，使督师以后而能有督师其人者，则满洲军犹不能越榆关一步，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佘家之所以17代人为他守墓，就是因为他们敬重袁崇焕的爱国情怀。
岳飞当年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于风波亭后，他的遗体曾经一度不知所踪。若不是一位狱卒对岳飞的爱国情怀满怀敬仰，偷偷掩埋了岳飞的遗体，今日我们都无法在真正的将军墓前祭拜。
第五，立足本职岗位，各安其位。“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孔子看到有人没有安其位而说出的。
（五）
生态文明方面
所谓生态文明，顾名思义，就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在这方面，中国古人留下了很多智慧。
第一，中国古人特别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说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曾说过“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句话被总结为“民胞物与”，这个成语的后半部分讲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陶渊明也特别讲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用他自己的诗来表述就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第二，中国古人特别重视遵从自然规律。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中国的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二十四节气的基本原理是将一个回归年的长度划分为24份，每个节点称为一个节气或中气，节气和中气交替出现，每个历时约15天。其中，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和小寒共12个被称为节气；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和大寒共12个被称为中气。
第三，中国古人特别重视生态保护。孟子说，“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宋太祖赵匡胤一向宠爱女儿，但见到女儿穿用翠羽制作的衣服后，严肃地告诫她，以后不能如此奢靡，一国公主如此穿着，势必会引起其他人效仿，百姓会受到利益驱动，杀生害命。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形象地说明中国古人对于生态保护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