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重庆人的家谱长什么样？长假来这场古籍文献展找答案吧！

我们每天都在打交道的汉字，是如何从刻在石器、陶器上的纹符，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模样的？曾经显赫一时的“官刻官修”和书坊刻书有何差别？数百年前的清朝一户重庆大姓的家谱记录可以详细到什么程度？

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长假里，不妨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探究竟吧。9月28日，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图书馆联袂带来的“丹函萃蕴”馆藏古籍文献展”三峡博物馆正式揭幕。

在现场，150余套代表性藏书及展品将三峡博物馆4楼历代书画厅填了个满满当当。策展人刘兴亮告诉记者：“这次展览中，我们没有一味地突出‘宋本’‘明本’概念，也不强调哪些古籍价值千金、价值万贯。我们更希望向更多的市民、观众讲述清楚我们中国古籍的传承、古籍文化的源流。”

走进幽深的展厅，上游新闻记者发现，150余套藏书及展品被分成了古籍起源、刻本大观、川渝旧籍三个部分。“大家最先看到的是古籍的起源，但它其实展示的也是我们的汉字最初是怎么从刻在石器、陶器、甲骨上的符号，一步步演变成字的。”刘兴亮表示，在这部分中，三峡博物馆藏的甲骨文也有特别呈现，非常值得大家关注。

走进“卷轴时代”，“简册”“卷轴”“石经”等早期不同文字载体和形式是怎样一步步发生衍变的，都非常清晰地展现到了观众面前。其中，一只玻璃瓶里用水浸泡着的木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凑近定睛一看，木块上还有字符。

“这就是在我们重庆云阳出土的木简。”刘兴亮说，截至目前，木简在西北地区，以及山东、湖南、湖北等地出土较多。能在重庆境内发现木简是相当少见的，其珍贵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并且，“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没有解读出上面的字符到底是什么意思。”

“到了宋元时期，刻本就比较多了。”刚一走进“刻本大观”单元，重庆图书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重庆市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王志昆就对记者说，大家千万别小看刻本。“在那个年代，刻本的出现、普及，意义绝不亚于我们现代社会中计算机的普及。”王志昆笑着说，是刻本让更多的人有了读书的可能。也是在这个单元里，大家可以直击到《金刚经写经》（唐）的原本等宝贝。

当然，重庆市民可能对最后一部分“川渝旧籍”会更有亲切感。在这个单元里，对“官修官刻”“书坊刻书”都有详细阐释。“其实宋代开始，历代政府就都设有专门的出版印刷机构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刻书就是官刻。”刘兴亮表示，像后世流传较多的清代川渝各地所修的地方志，就多属官刻，并且数量很是可观。“从清初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各地刻印地方志就达300余种。”

与此同时，川渝地区早在宋代就与浙江、福建并称为宋代三大刻书中心。到了清代，川渝刻书业甚至出现了重庆帮、成都帮、岳池帮和绵竹帮四大帮口。“重庆帮的特色是规模大、经营广。他们不光在重庆刻书、印书、售书，还把书运到汉口、上海等地销售。”刘兴亮说道。

在展厅里，大家可以看到当年川渝坊刻推出的民间日用的历书、字书、韵书、通俗唱本、童蒙读物、医药书等。

当然，本文一开篇就提及的清朝重庆人的家谱是什么样的，大家也可以在“川渝旧籍”里找到答案。记者就在现场看到，像展出的重庆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年刻本《（重庆江北县）黄氏宗谱》中，就把这户黄姓人家的二世、三世，每一代人有多少个子女，名字是什么，等等，都进行了详细记录。

“我们重庆图书馆和三峡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这次展览，就是为了让‘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王志昆说，大家来现场就会发现，从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绢帛到纸张等文物，以及早期使用的古墨等实物，全面展示了中国古代书籍载体以及书信形式的发展变化。

王志昆说，这次展览的古籍版本，从北宋、南宋、元明清刻本、活字本等，一应俱全，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展览中的巴渝地区的刻本，这些都会更多地激发重庆市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我们还将举办相关的普及讲座，包括家庭古籍日常保护、自藏古籍鉴定常识等等，让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载体，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上游新闻记者裘晋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