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文物考古的新探索：在海域上为它建个公园

一般的潜水者，只是热衷于一头钻进光怪陆离的海底世界去探险。而作为水下考古队员，他们在潜水时会更加紧张。他们总想着：面对裸露在海床上的这些“宝贝”，我该怎么办？

上世纪80年代末，英国人把打捞到的15万件中国瓷器摆在了荷兰的拍卖会上，拍卖会持续了9个月，打捞者进账不菲。这刺痛了中国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神经。198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两年后，我国开始了水下考古系统化人才培养。

随着考古理念进步、设备技术升级以及法律完善，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格局不断发展。近日，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审议，增加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规划制度、地下文物埋藏区和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水下文物的保护区制度“提上议程”。

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羊泽林已从事水下考古20多年，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曾经只是学术观念的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即将转化落地。对于如何更好地保护这些海床上的“宝贝”，羊泽林认为，可以像其他考古遗址公园一样，建设国家水下文物考古遗址公园，“这种方式说不定能更好地保护水下文化遗产。”

水下考古受制于埋藏环境

我国是海洋大国，人们依靠航海技术，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船员们一路漂洋过海，守护被安置在底仓货箱里的陶瓷器和金银器。这些带有东方传统特色的手工艺品，会让大洋彼岸的人们心生欢喜。不过，外国人也有不买账的时候，精美的物件若随着船体永沉大海，他们的欢喜就会落空。

作为载体的船舶，要面临种种挑战。一次猛烈的台风或一处暗礁，都可能击碎船体。倾覆的船只会以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与海洋环境融为一体。破碎的甲板在水中四散，一些遗存物则杂乱无章地埋进泥沙中，任潮汐和涌浪摆布。

水下考古研究是了解当时社会的绝佳标本，如今，沉船考古仍是各国水下考古工作最主要的领域。

福建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区段之一，其海岸曲折、岛礁多、暗流猛，积淀了丰厚的水下文化遗存。在福建沿海海域，沉寂许久的水下文物遗存也等待着被发掘。

2002年，福建漳州的江东桥正在维修。这座世界最大最重构件的石梁桥源于宋代，是中国古代十大名桥之一。当时，水下桥基的调查工作要由水下考古队员完成，他们要对桥下河床情况和水下古桥墩基残损状态进行探摸。

在我国，拥有水下文物勘探和发掘资质的考古人不算多。栗建安原是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也是我国首批水下考古队员。当时，栗建安带着羊泽林去了现场，羊泽林辅助性参与测绘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在水下考古项目上实践。初来乍到的羊泽林收获不小，水下考古工作流程的蓝图，被他印在了脑子里。此后，羊泽林在2004年参加了我国第三批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

水下考古队员要凭借经验，潜伏海底，拨开流沙，让散落在水下的文物重见天日。但要想成为一名正式的水下考古队员，除了掌握水下考古发掘方法、水下绘图、数字化信息采集这些专业技能外，还必须学会潜水和急救。水底寻宝不比在陆地上更容易。下一次水，他们需携带不少东西。专用考古器材是为了物探调查，而气瓶、呼吸管、呼吸器这些必需品是为了保命。

穿戴的潜水设备能让考古队员在水下呼吸，并与船上的人沟通。通常情况下，两名队员会一同下水，出入水要依靠引导绳。

2007年底，福建平潭大练海域的一处元代沉船遗址发掘现场捞出了元代瓷器。为了完成这次发掘任务，背着气瓶的羊泽林从作业船上跳进了水里，在水底，他要根据沉船划定的区域，对其进行绘图和拍照，确定水下沉船布探方的基点。摇摆的大浪搅浑了海水，戴上面罩的考古队员交替下海，用手电补光，寻找散落的遗存物。

“与我们常说的田野考古不同，水下考古的难点在于文物的埋藏环境。不清晰的水下能见度和恶劣的海上天气，给我们带来了极大困难。”羊泽林说。在陆地上考古，遇雨搭棚，可接着干活。但在茫茫大海上，一场猝不及防的风浪，会给考古队员带来生命危险。

实际上，我国大陆沿海海域的水下能见度都不高。羊泽林说，天气好的时候，有些区域的水下能见度能达到一到两米。一旦天气过于恶劣，水下悬浮物颗粒增多，其能见度只有20厘米，甚至为零。依照他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水底的考古队员若把手指放在自己的眼前，也模糊到难以分辨。

虽然碰不上凶猛的鲨鱼，但突然出现的水母会吓得他们一机灵。水母是水下考古队员的大敌，含有毒液的刺丝会刺穿皮肤释放毒液，被蜇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模糊，有生命危险。不过，有经验的水下考古队员早就学会了如何冷静地避开这些不速之客。

盗捞者动用炸药哄抢国宝

水下文物不可避免地会遭受盗捞。盗捞者手段野蛮，对一些埋藏较深的区域，他们会动用炸药。淤泥被炸得四分五裂，瓷器也遍体鳞伤。现在，盗捞者手法变得日益专业，有人负责物探，有人专攻潜水，有人进行分赃。进口的多波束声呐和抽沙机设备，让他们花了不少钱。

位置重要、海况复杂、地势险恶、台风频发，这四个因素让福建沿海海域布满了不同时期的沉船遗址。直到现在，福建省平潭县的渔民还能经常打捞起大小不一的瓷碗。在当地，海里的礁石被称为“碗礁”。但老渔民会告诉你，“碗礁”并不像“碗”，只是因为长久以来，人们总能在海底捞到碗。

这些频频出水的精美物件，吸引了倒卖文物的贼。2005年，一批水下考古队员正在福建沿海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平潭屿头岛东面的碗礁附近海域“热闹非凡”，几十艘渔船在海面来回穿梭，一群人簇拥着哄抢瓷器。“赶到现场，我完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不法分子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宝。”羊泽林说。

在我国水下考古“被动式”点状调查的阶段，这些不法分子的行踪给了考古学家线索。拿到线索的考古学家便开始“收拾残局”。

同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牵头组成“东海平潭碗礁Ⅰ号”沉船水下考古队，开展对“碗礁Ⅰ号”沉船遗址的抢救性水下考古发掘。当时在国内一线工作的水下考古队员，几乎全部集中在此次项目上。

羊泽林是其中一员，这是他首次参与大型水下考古项目。当时下水的场景，羊泽林记忆深刻。整个海床面散落着青花瓷片，盗捞痕迹严重，看起来触目惊心。“碗礁Ⅰ号”的船体残骸躺在泥沙中，船舱中层叠成排的瓷器半掩半露。“我深感可惜，又有些激动。”

在接下来的考古过程中，队员们遭遇了四次台风。台风伴久雨，一次台风要让他们停工一周，整个项目历经3个多月。最后，他们成功发现了一艘残长约13.5米、残宽约为3米的木船残骸。沉船舱内的瓷器保存完整，还保持着沉没时的装载状态。这次水下作业，他们将1.7万余件珍贵的文物抢救性发掘出水。

这些出水的瓷器有青花、青花釉里红、单色釉、五彩瓷等品种。其中，青花瓷的器形里还包括军罐、筒瓶、筒花觚、凤尾尊、盘、碗等。考古专家分析，这些瓷器皆为清康熙中期景德镇民窑产品。他们得出论断：“碗礁Ⅰ号”沉船的沉没年代约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

羊泽林告诉记者，因为很多器物的器形、纹饰图案具有典型的异域风格，所以推断该沉船出水的这批船货应是景德镇民窑的外销瓷器。有的单个器物体量大，制造精美，一些军罐高度能达到60-70厘米。这反映了当时民窑青花瓷器的制作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福建水下考古基本与我国水下考古同步。与其他省份相比，福建沿海海域的水下文化遗存较为密集。每隔一两年，这片水域就会有新的沉船被发现。20多年间，水下考古队员经过对平潭、漳州、福州、泉州等重点海域的系列考古专题调查，已确认福建沿海海域沉船和遗物点近50处。

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提上议程”

今年6月，我国首艘专业级水下考古工作船“中国考古01号”行驶在福建海坛海峡海域。这是该船执行的第20个项目，也是其首次来到福建开展工作，它要为考古队员们开展全覆盖式调查保驾护航。专业船舶代替了渔船和货船，更重要的是，它配备了多种设备和专门舱室。

通常情况下，水下考古队员将物探大体水域划分为若干区域，再通过船上配备的声呐设备仪器对区域水下情况进行“扫描”，确定疑点位置后，队员潜入水底进行探摸。设备和技术的提升让水下考古队员更加从容，在水下停留的半个小时里，他们的注意力更为集中。

技术创新给水下考古实践提供了便利，但法律先行才是重要保障。我国拥有1.8万千米的海岸线，6500余个海岛、1.4万千米的海岛岸线和丰富的内陆水域，蕴含了珍稀的水下文物遗产。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颁布，明确了国家对其行使管辖权，我国水下文物事业正式步入有法可依阶段。

我国将水下文物分布较为集中、需要整体保护的水域划定公布为水下文物保护区。去年4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这次修订细化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补充了水下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制度，并增加有关禁止性规定。

近日，水下文物的保护区制度“提上议程”。10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首次审议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修订草案增加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规划制度、地下文物埋藏区和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

早些年，因为经费紧张，物探设备缺乏，无法系统开展大面积的区域系统调查。在进行区域性的水下考古之前，考古队员还要进行系统的陆地调查。

“关于水下文物的保护区制度的学术探讨，发生在10年前。研究发掘区域沉船、聚落这些遗址，需要紧密结合周围的环境，要弄清楚这些遗存物与周围的动态变化环境到底是什么关系。”羊泽林说，如今保护区制度被写进草案，也说明他们这些水下考古队员的学术观念将要转化落地了。

包括羊泽林在内的考古专家认为，水下考古区域系统调查有两大意义。从横向来看，它可以研究同一时期此处海域沉船或其他文化遗存分布的规律，进而研究其形成的原因；从纵向来看，通过研究不同时期水下文化遗存的分布，进一步探讨不同时期海上交通路线的变化及其原因。

在水下文物遗址分布密集的海域，划定完整的保护区来进行发掘，也是对我国30多年水下文物考古工作的一个小总结。它能告诉大家：我国哪块海域遗址多、都有哪些宝贝躺在那片冰冷漆黑的水底。

羊泽林告诉记者，2013年，福建平潭海坛海峡就采用了保护区的概念进行水下文物调查。考古专家把整个海坛海峡将近100平方公里的海域，都划成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区，目前正在对其开展完整、系统的覆盖式调查。

“在田野考古上，我们国家建设了很多国家级的考古遗址公园。在落实具体的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建设国家水下文物考古遗址公园，或许还可以建在相关沿海海域上。”羊泽林说，这种方式说不定能更好地保护水下文化遗产。

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编辑白爽校对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