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马骏：推动更多股权资金进入绿色科技创新领域丨2024下半年经济展望
近年来，绿色金融在中国发展十分迅速，绿色信贷余额和绿色债券发行量已居全球前列。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增量从何而来？ESG投资如何实现更高回报从而鼓励更多人参与进来？碳市场的金融属性如何进一步发挥？在绿色金融的全球合作中，中国将扮演何种角色？就以上问题，第一财经专访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
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做好绿色金融等五篇大文章之后，绿色金融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标准体系以及金融市场快速发展。
数据显示，2024年一季度，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3.77万亿元，同比增长35.1%，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5.9个百分点；截至2024年3月末，我国绿色债券余额超1.9万亿元，其中，绿色金融债券余额约8700亿元，占绿色债券整体存量超四成，规模均居全球前列。
2024年4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设立目标：未来5年，国际领先的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体系基本构建，金融基础设施、环境信息披露、风险管理、金融产品和市场、政策支持体系及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不断健全，绿色金融区域改革有序推进，国际合作更加密切，各类要素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有序聚集。
描绘绿色金融新蓝图
第一财经：2024年一季度，中国的银行绿色信贷同比增长了35.1%，显著高于各项贷款增速。您怎么看中国绿色金融、绿色信贷快速发展背后的动因是什么？而这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又有哪些重要意义？
马骏：最近几年的动因主要是“双碳”目标。“双碳”目标推出来后，我国绿色金融的增长率（迅速增加），包括绿色债券、绿色贷款、绿色股权基金的增长速度都在加快。
十年前，当时我在人民银行开始策划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时候，主要是因为空气污染很严重，需要绿色金融来支持治理污染。前期确实绿色金融中的大部分是用来做空气污染治理的，到最近三四年，会发现“双碳”相关的项目大幅度增加，现在大概67%的绿色信贷是有减碳效应的，这就表明我们的结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背后就是因为“双碳”目标成为了最重要的发展目标之一。
随着它的内涵扩大之后，所有能减碳的东西全部纳入到金融机构的视野当中，如光伏、风电、生物质、海上风能、储能、电动车、电池等等，这些都是在实体经济中爆发性成长的产业，自然它需要的资金也会很多，当然未来增长还会很大，但是应该不会像过去两三年都是30%以上的增长速度，因为基数已经很大了。
未来一个总体的测算，是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几年以前做的：“今后三十年，中国累计的绿色低碳融资需求将达到487万亿人民币，大约每年16万亿”，这是以2018年不变价算出来的，如果用当年的价格，以后这个数量还会继续增长。
我们现在是需求16万亿，现在已经拿出来真金白银地投下去的是10万亿左右，所以缺口还有6万亿左右，也就是未来的增长空间。
第一财经：绿色金融的相关数据出现喜忧并存的情况。如2024年一季度，国内一级市场绿色低碳产业赛道发生融资案例227起，同比增加5.09%，但融资金额合计295.47亿人民币，同比减少27.91%。您怎么看下半年股权投资的融资前景、规模是否会发生变化？
马骏：从中长期来看，股权资金在绿色领域中的投资应该更多聚焦到绿色科技，因为实现“碳中和”需要各种各样的技术，已经成熟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减碳一半，还有剩下的一半必须要靠未来的还没有成熟的绿色科技。其中有很多我们现在已经看见曙光的，比如各种储能、氢能等技术，这些都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去研发，但是它们因为没有成熟，所以风险还是比较大，如果要靠银行的钱、债券市场的钱，是不行的，因为它们不能承受风险，一旦不良率超过百分之多少，就会变成很大的问题，因此必须要让更多的股权资金投下来。但是股权资金投入到这些领域，一般被投企业的个头都不大，因此会看到数据的总量不是很大，但是投资案例数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趋势。
第一财经：您说到我国每年有6万亿的绿色融资缺口，它主要存在于哪里？哪些领域特别地需要绿色金融的支持？
马骏：我现在讲的这个10万亿中，股权融资的比例很小，应该说不到1万亿左右，未来股权融资的比例应该增加，我希望能够从1万亿增加到2万亿、3万亿…慢慢地平衡我们的资本结构。股权类资金主要应该去两类绿色和转型的经济活动，一类是绿色科技，新的东西，另外一类说转型融资所需要的股权资金。转型融资是指高碳的行业，如钢铁、水泥、化工、有色、造纸、航空、船运等等，它们都需要减碳，这些减碳的经济活动其实大部分还不在“绿色目录”里面，我们未来要构建一个“转型金融”的框架，帮助这些行业低碳转型。目前高碳的企业要低碳转型，但是目前它的杠杆率已经很高了，它需要先获得股权的融资，帮它降低杠杆率，才能够用比较优惠的条件去获得低成本的贷款或者是债券的融资，所以对这类行业来讲，非常需要股权投资，未来我们就需要看到更多的股权类的转型基金。
第一财经：绿色金融在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从规模体量上已经占到了世界第一，但是如何评价我国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的质量与社会效用，以及我们下一步的发展重点是什么？
马骏：质量这个概念有点模糊，也就是说你到底投到哪儿？从结构来讲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比如说我们现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余额加起来30多万亿，基本上是投到了那些比较传统的绿色技术、成熟的绿色技术所支持的绿色项目，比如光伏、风电、高铁、轻轨、污水处理、固废处理等等，这些都做了十几年，也不需要过多的创新，很安全，回报率也比较稳定。但我们缺什么呢？缺足够的投入到绿色创新的资金。如果把投资于绿色科技、碳中和科技的部分提高，我们绿色金融的质量就会进一步地提高。
我国绿色金融还存在哪些挑战？
第一财经：我国绿色金融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挑战，比如对数据的核查，真实性的问题，“漂绿”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您认为主要的解决思路是什么？
马骏：“洗绿”、“漂绿”很早以前我们就考虑到了，2015年前后，我在人民银行负责绿色金融政策起草的时候，就已经跟很多专家讨论怎么来防范“洗绿”问题，因为这是国际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所以，我们设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是要有明确的对绿色的界定标准。如果你没有官方的界定标准，每个人声称自己的东西都叫“绿色”，那就乱了，就很有可能出现“洗绿”。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有绿色贷款的界定标准，到2015年我们就有绿色债券的界定标准，到了2019年我们有对绿色项目的界定标准，其实中国在这个领域当中是做得国际领先的。
第二道防线是信息披露。我们很早就要求获得绿色资金的企业，比如拿到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的融资，企业就必须披露其支持的项目的环境效益，比如企业是做空气污染治理的，它要披露把PM2.5降了多少？如果企业是做污水治理，它要披露COD（化学需氧量）降了多少？如果说是做节能的，那它节了相当于多少吨的煤耗？如果说是做降碳的，那它降了几吨的碳？这些东西都要计量，都要披露。
第三个要求就是第三方认证。因为这些数字可能是企业自己声称的，也不一定是对的，也可能是作假的。所以，我们要求企业必须获得第三方机构的认证，证明这些数字是可信的。
有了这三条“防线”之后，总体上我们的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领域中，“洗绿”、“漂绿”的风险还是可控的。但不是说完全没有，未来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尤其是当转型金融开始启动之后，因为转型金融里面涉及到大量“碳”相关的信息，碳又比较复杂，有“范围一、范围二、范围三”不同的界定标准，而且会涉及到大量中小企业在供应链上给大企业提供的碳相关的数据，如何把碳数据的计量、核查建立起来？这是未来在转型金融领域中防止“假转型”，也就是我们说“洗绿”风险的关键。
第一财经：要鼓励绿色金融的发展，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还有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就是逐利性。比如我们早已推出ESG主题基金，但是大家普遍认为它们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好，您怎么看待ESG主题基金的表现并不很如人意，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马骏：我想大部分ESG基金是投在二级市场上的上市公司，它受几个因素影响，一个是各种各样宏观行业的供求关系、价格的变化，比如有一段时间由于俄乌冲突等等，石油、天然气的价格涨得很快，传统能源反而很赚钱，这是地缘政治造成的。还有些情况可能是咱们内部的过度竞争造成的，虽然项目是“绿”的，但是太多的企业去干这个事就不赚钱了。还有很多由于“绿色”所引起的对这个产业和这些企业的短期效益影响的因素，这些因素是短期内必须要承受的。中长期来看，有很多数据分析表明，ESG表现好的企业确实能够实现更好的盈利性。从国际的数字来讲，三年是要有的一个耐心，不要追求说每半个月、每一年都要在ESG赚到钱。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ESG的基金，它是用了一些BackwardLookingIndicator(后顾性指标)，就是用过去时的指标体系来选择公司，它用的ESG指数只是反映了这家企业过去做得怎么样，并不一定反映它未来会不会有更大的进步和成长空间，这种信息往往已经反映在价格中了，它不一定能够真正反映未来价格的变化。我认为基金经理应该更多关注上市的但是有能力转型的企业，它现在是高碳，但它减碳的效果将会比别人好，这样的公司我们叫TransitionReadiness（应对转型的准备），它有足够的动力、能力和实现转型的可能性，这样的公司就是一种ForwardLookingIndicator(前瞻性指标)，有前瞻性的选择方式。我认为这类企业在市场中的表现可能会比用传统的ESG的方式去挑出来的公司，会更好一些。
第一财经：碳市场的扩围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已经运行两年多的时间了，怎么去提高它的金融属性，您有什么建议？
我国碳市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流动性比较差，虽然我们覆盖了很大的碳排放量，但是流动性与欧洲相比，可能都不知道是不是到了人家1%。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个是我们覆盖范围现在还只有电力，未来会逐步地扩大到钢铁、水泥、铝等行业。另外一个是我们应该要逐步提高它的金融属性，就是金融机构应该进来，它不是只是企业，也不是完全是为了履约，它基于其它目的它想参与这个市场，有更多资金进来当然流动性会更好一些。还有就是衍生工具要引入进来，衍生工具一方面可以提供一些对冲风险的手段，给到企业和金融机构来用，另外一方面，它也可以提高流动性。此外，如何与国际市场有一定的接轨，让国际的资本也能够通过一些合适的渠道，有限地在早期能够参与进来，这些都是未来应该考量的因素。
中国持续扩大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第一财经：您认为我国的绿色金融在与世界接轨方面，有哪些进展？未来的重点工作应该在哪里？
马骏：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其实我们中国是非常主动的。2016年，当时中国是G20的主席国，我们就主动提出要在G20平台下成立一个绿色金融研究组，后来这个组升格成了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这个机制是从中国发起的，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变成了在G20平台下来协调很多国际组织在绿色金融方面的一些政策研讨的一个主要平台，而且推出了很多具有重要的全球性的引导意义的文件，包括2021年的《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2022年的《G20转型金融框架》等等。
其次，我们还开辟了很多双边合作，比如中欧之间，我们主动提出要做中欧《可持续共同分类目录》，因为这两个经济体对绿色的定义不一样，就会阻碍跨境资本的流动。我们主动提出之后，欧洲也同意签署了“共同目录”，已经可以用了。这个“共同目录”促进了中欧之间的资本流动，而且正在扩展到有其它国家参与的这么一个机制。
此外，还有一些和能力建设相关的平台，也是中国主发起的，包括去年我在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牵头成立了一个Capacity-BuildingAllianceofSustainableInvestment（CASI），中文叫“可持续投资能力建设联盟”，在气候大会上正式发布。到今天，已经有58家全球机构参加了CASI网络，并且从年初开始，我们已经在全球各个发展中国家开始做能力建设。前几个月我去了巴西，30个小时行程飞过去，做了几天面向拉美的能力建设，未来我们还会在像非洲、中东等地区输出更多能力建设。
第一财经：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是有能力成为一个引领者，而且已经在做这样的担当。
马骏：对，而且其他国家很认可，我们很多做法和经验和发展中国家息息相关，他们觉得这个东西离他很近。
第一财经：有测算，2030年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每年的资金缺口大概是4.2万亿美元，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建设本国的绿色金融体系的，至少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方面，您觉得中国在其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马骏：首先很多数字不一定说的是缺口而是需求量，就是我要投多少新能源或其它的绿色基础设施，有地方说要两万亿美金，有地方说要四万亿美金，因为它的范围不一样。
缺口在不同的地方也不大一样，我听到一些数字，总的来说在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可持续投资的资金缺口大概有50%，如果总量是100的话，还有50还没有到位，这个缺口到底如何弥补？我想有几点，比如外部要援助，从发达国家、从中国，我们要在那边做更多的绿色投资。但是中长期，还得靠发展中国家自己内部产生的绿色金融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建立一套绿色金融体系的原因，包括标准、披露、产品、激励机制等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CASI能力建设项目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第一财经：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资金和能力，二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马骏：其实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是没有资金，它是有资金，但是这些资金还没有办法用到绿色项目上面去，比如说首先它没有对绿色的定义，那就不可能对贷款进行绿色的贴标。所以，第一步先得成立一个“绿色目录”，这也是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帮助一些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做的一项工作。
第一财经：是标准和资源的调度，整个体系建设的问题。
马骏：对。
本期节目
编导官悦
制片人尹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