掼蛋被搞莫抱怨 麻将自由都一波三折
麻将自由小考
文/谌旭彬
1996年,是麻将的命运转折点。
这年8月19日~24日,由国家体委召集,20名来自9省13市的麻将专家及体育系统老干部,在北京市房山区举办了一次“麻将牌座谈会”。会后整理出了一份《麻将牌座谈会纪要》。该纪要首次建议,把麻将列入国家竞技项目。①
这种建议放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1980年,公安部等7家政府机构,曾发出过一份《联合通知》,禁止一切制造、销售麻将牌的行为。通知的具体内容如下:
“据江苏、浙江、吉林、辽宁、安徽、北京、天津等地反映,去年以来,有些地方的工厂、刻字社、农村社队企业和商店,违反国家规定,擅自制造、销售麻将牌,纸牌等赌具,有的公开摆卖,有的将出口麻将牌的次品在国内市场销售,有的还派人到外省、市推销。……特再做如下通知:一、除外贸部门指定专为出口生产的以及在友谊商店供应外宾的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制造、销售花牌(纸牌)、麻将(包括纸制品)、牌九、骰子等赌具,也不准将出口的次品内销。二、今后,凡违反规定继续制、售赌具的,一律予以没收;情节严重的,要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②
1980年这道“不许制造、销售纸牌、麻将”的禁令,其实只是一次针对既有政策的重申。早在1957年,商业部和手工业合作总社就曾下发过《关于停止制、售赌具问题的联合通知》,纸牌、麻将被列为赌具,均在禁止制造、销售之列。③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收纸牌和麻将是常见之事。某位1953年参加工作,在公安部食堂担任采购,1964年调入811厂(也属公安部)做外勤采购,1980年退休的公安系统工作人员,曾在口述访谈里如此回忆:“那个时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较单一,无非就是篮球什么的,没有这个时候有跳舞啊什么的,那个时候也没有庙会,1966年以前不许有庙会,庙都拆了,那个时候有舞厅,但是都是有级别的人去舞厅,……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负责没收村里的麻将牌,规定许多村民上交麻将牌,不得个人留用,当时装了好几车。”④
在当时,打麻将被定性为“剥削阶级的一种坏习气,它会使我们革命者的意志消沉,蜕化变质。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在生活领域的反映”。⑤
晚年做了“世界麻将组织秘书长”的江选旗,曾经对采访自己的记者感慨:“你看了我的经历就明白,我们这一辈人成长的那个年代,怎么会玩麻将呢?我又是军人。直到2000年我都认为,麻将就是‘封资修’的东西。麻将牌,就是赌具!”⑥
不过,1980年“不许制造、销售纸牌、麻将”的禁令,对纸牌的约束力相当有限——早在1979年,国家体委即出面举办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桥牌比赛。1980年又成立了“中国桥牌协会”,并加入了“国际桥牌联合会”。牌九、骰子的爱好者有限。为禁令所困的,主要是麻将。
1983年,时任安徽省“老干部体育俱乐部”副主任的张普生,发现俱乐部的老干部们对桥牌和棋类游戏兴致索然,“调查后才发现,很多老干部都偷偷回家打麻将了。”“有17名老干部联合跟我反映,说,他们参加一辈子革命,现在退休了,就想打打麻将,看能不能让麻将解禁,搞搞麻将比赛。”⑦
2007年,四一哥与汤唯打麻将
老干部回家打麻将可以心照不宣,但公开组织麻将比赛在当时仍属禁区。张普生将老干部们的意见,提交给时任国家体委社会体育处长的曾宪越。后者的回复是:“老张,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麻将是赌博用具,组织麻将比赛更是碰都不能碰的,除非公安部门能对此松口。”⑧张普生去找了公安部,但未有结果,“一听说是要求解禁麻将的,连座也不让就给打发走了”。
这年的12月13日,公安部下发通知,又一次重申了“不许制造、销售纸牌、麻将”的禁令。通知的具体内容如下:
“严禁制造、销售花牌、麻将、牌九、骰子等赌具。要继续认真执行一九八O年五月公安、商业、工商等七个单位《关于禁止制造、销售赌具问题的联合通知》,凡违反规定继续制造、出售赌具的,除没收其生产工具和赌具(包括半成品)外,要给予治安处罚。情节严重的,可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追究其刑事责任。”⑨
直到1985年,关于麻将的禁令,才开始略有松动。这年10月16日,公安部下发通知,宣布“公安机关不再干预麻将、纸牌的制造、销售问题”,但同时强调“此事由内部掌握,不登报、不广播”。
通知的具体内容如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1980年5月8日,公安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轻工业部、农业部、商业部、外贸部、供销合作总社发出的《关于禁止制造、销售赌具问题的联合通知》,根据当时赌博活动的具体情况,对禁止赌博作了比较严格的规定。现在看来,麻将、纸牌虽然容易被用来进行赌博活动,但又是我国传统的娱乐活动用具。我们要严格禁止赌博,但不必禁牌,就像对待打扑克牌一样。经商得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商业部、轻工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有关部门的同意,今后制造、销售麻将,纸牌由有关部门管理。公安机关只对赌博活动予以取缔,并没收赌具。此事由内部掌握,不登报、不广播。特此通知。”⑩
笔者所见有限,未能寻找到促成1985年政策松动的直接原因。按张普生的理解,此番政策松动,“两个原因,主要还是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没有这个大背景,要想开展娱乐活动很难。还有就是各地反映要搞麻将等娱乐活动,这种意愿很强烈,很多老干部都想玩。”(11)
政策松动后,安徽省“老干部体育俱乐部”立即向国家体委提出要组织麻将比赛,获得批准。1986年3月5日~10日,“安徽省直老干部首届麻将比赛”正式举行,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合肥晚报》对比赛进行了公开报道。这大概是中国当代第一场正式的麻将比赛。(12)
大约从1986年开始,绝迹已久的介绍麻将常识及打麻将技巧的书籍,开始出现在正规图书市场。比如,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底出版了《麻将牌游戏入门》,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初出版了《麻将入门》,张普生也在1987年初编辑出版了一本《怎样打麻将》……
乐山三杰之一的赵晖依靠阅读此书纵横麻将桌30年不败
这类图书很受市场欢迎。有数据为证:截至1987年4月,《麻将牌游戏入门》(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共计印刷了32万册;1987年8月,《麻将技巧》(上海文化出版社)共计印刷了31.55万册。截至1990年5月,《怎样打麻将》(张普生编著)共计印刷了21.5万册;……(13)
进入90年代,政策对麻将的基本态度是“不支持不反对”(龚育之语)(14),社会舆论(主要指媒体)则整体上仍对麻将持负面评价。1996年的“房山麻将牌座谈会”,提议将麻将列入国家竞技项目,其中即含有为麻将正名的动机。
1998年,得到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等人的支持,国家体育总局编审出台了《中国麻将竞赛规则(试行)》,算是把麻将正式纳入了国家承认的竞技项目。不过,据规则的编纂者披露:“一直以来国家体委和后来的体育总局内部,对麻将运动本身有不同看法,推广起来,困难重重。”(15)
于是,进入2000年之后,为了替麻将正名,又有经济学家于光远站出来,喊出了“麻将是中国的文化智慧”的口号。他还与龚育之等人一道,倡导举办“中华麻将公开赛”、成立“世界麻将组织”。在于光远看来,“把赌博现象归罪于麻将,显然是人的智慧出了问题,是人在逃避责任。”(16)
2004年,在于光远等人的支持下,“第二届中华麻将公开赛”在香港举行。按以往惯例,组委会派人前往香港特区政府寻求批文。结果,先后派了四次,四次无功而返。郁闷不已的组委会最后恍然大悟:
“不违法,要什么批件?你办就是了,没人管你。”(17)
—END—
注释:①李雪颜/编著,《麻将博弈》,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第23~24页。②《公安部等关于禁止制造、销售赌具问题的联合通知》,1980年5月8日,原载《工商行政通报》1980年第7期。③关于麻将在1957年的遭遇,附带补充一条语录资料:“要不要打麻将、下棋、看电影、跳舞?反对,理由不充分,但不要把剩余时间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见: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1957年10月9日。收录于:《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9月出版。第183页。④梁景和/主编,《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第四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216~217页。⑤《深夜打麻将消磨了革命意志》,《党的教育》(城市版),1965年第2期。⑥姜浩峰,《麻将“转正”的内情》,《新民周刊》2012年第5期。⑦周益,《麻将解禁背后的曲折》,《周末报》(南京)2007年8月16日。任翀,《麻将解禁》,《新京报》2008年11月15日。⑧同上。⑨《公安部关于严禁赌博活动的通知》,1983年12月13日。收录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司法行政解释全书》(第3卷),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第2299~2300页。⑩《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再干预麻将、纸牌的制造、销售问题的通知》,1985年10月16日。收录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司法行政解释全书》(第3卷),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第3130页。(11)任翀,《麻将解禁》,《新京报》2008年11月15日。(12)张普生/编著,《怎样打麻将》,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第102~103页。(13)据各书版权页提供的数字统计。(14)江选旗、王岩,《忆龚育之先生与麻将文化》,收录于:《走近龚育之》,北京出版社,2010,第315页。(15)姜浩峰,《麻将“转正”的内情》,《新民周刊》2012年第5期。(16)马惠娣,《于光远与中国休闲研究》,收录于:《跨学科研究:休闲与社会文明》,中国旅游出版社,2010,第252~253页。(17)姜浩峰,《麻将“转正”的内情》,《新民周刊》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