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龑|约翰生是何种意义上的托利党人
党派之存在对英国人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党派竞争,政治决策向公众监督敞开了大门,在任何政治活动中,一定程度的民众参与是不可或缺的。两党各有自己的施政纲领,这就迫使政客们在地方和中央政府中进行公开辩论,证明他们的措施之合理性。政治家不仅需要在大选中获得民众的支持,而且还要在大选之间保持不断的支持,...
江西历史文化专栏|晚清乡土志的编纂与地方自治—以《建昌县乡土志...
分区会不会改变现状,会不会影响个人利益,是百姓最关注的问题。《建昌县乡土志》编纂者很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并作出回应,"区以内山川、土田不忧其变更,人物、财产不忧其败坏,宗教、学业不忧其纷驰,乡贤、名宦不忧其难继,忠孝、节义、隐逸、遗行不忧其放失”。强调分区不会给现状带来改变,以安定人心,寻求支...
蒋建国 汪宁宁 | 清季士人的察弊、治心与济世 ——以《治心免病法...
此大误也,格致家易犯此弊”;另一方面又强调宗教与科学之间“近愈详考而知西经亦与格致之理相同”,他认为治心法是符合现代科学的,“治心之法非可用药,必将最灵之意发为最善之言语文字,刻入心内。此理深合格致,故格致愈盛,信者愈众”。
晚清轨迹新探:“从甲申到甲午”晚清史研究学术工作坊
但是西学输入特别是进化论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世界年数的看法,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晚清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影响了中国学者对历史的理解,中国士大夫逐渐接受更长的世界年数,并认可了文明加速演进的观念。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尧育飞的《废人意识与学术自立:张佩纶甲申至甲午间的阅读转换》通过研读张佩纶甲申至甲午...
浙北新市: 东迁与乌程的县治历史与风俗影响
如出街、通婚、开店投资、名士隐居等方面。历史上,新市与乌镇、练市、南浔、善琏、双林之地的百姓通婚事例很多,这些区域间名士寓寄隐逸也很多,乡绅在这些区域的跨区开店与投资也很多,但新市与原德清县治属地区域的百姓很少存在通婚、名士隐逸与乡绅投资等文化交流诸事宜。这里或多或少地透出县治不同的历史限制环境。
以报辅治:《西藏白话报》的内容溯源与驻藏大臣的媒介治理
该报从搭建行政传播系统、公共信息平台、民众动员窗口等方面深度介入西藏地方治理,实现了内地新闻在西藏的大众传播,并首次在藏语文献中对报纸的特征与功能进行了明确表述和实践探索(www.e993.com)2024年10月25日。“以报辅治”系清末西藏地方治理方式转型的内在逻辑,确立了中国民族新闻事业的基本价值坐标。作者简介韩鸿,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陈明明 | 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党治国家的形成与革新
变为国家资本。这种不是通过社会自组织和市场的发育,而是通过国家运用社会主义手段来发展生产力进而达致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本质上必然是一个政治动员的过程。政治动员被置于决定性的地位,当然首先同决策层相信生产关系的变革会带来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一哲学理念有关。上文关于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孰先孰后的发展战略之争,其...
王朝只是中国的肉身,文明才是中国的灵魂
但实际上,每个朝代,甚至每个皇帝都有儒家和法家的影响,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取决于某一时刻的政策,偏向儒家还是法家,也受皇帝的好恶影响。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争论代表了儒家与法家之争。王安石的变法可能只对国家有利,对百姓不一定有利。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即便是今天的学术界也一样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们也很难...
对谈丨葛剑雄、虞云国、维舟:宋朝与中国历史的转折
从经济角度来看,最大的变化,唐代是均田制,是土地国有制,中唐以后均田制瓦解,到了宋代是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土地可以自由流动,自由买卖。这对整个社会结构变化影响很大,有土地的人就有私有财产了。另外,商品经济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在宋代社会生活中的比重上升了——但是也不要把它夸大到绝对的地步。还包括城市的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国家治理的启迪
如封建迷信、官本位、愚民政策等都属于典型的糟粕,而每个时代涌现的变革者提出的“世无一成不变之法”等思想属于精华,有积极意义。在第四类中,抽象文化是社会为表达传递价值观而设置文化传承印记形成影响力的传播形式。我国历史上长期主导和流行的一些涉及民族底蕴的综合性概念,如礼、义、廉、耻、忠、孝、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