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北新市: 东迁与乌程的县治历史与风俗影响
新市作为东迁县境的南乡之地,虽然没有官方确切的文字记载,但从历史上前人研究东迁与乌程的县治变化关系的史籍资料中,不难分辨一个现象,即新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县治原籍是“东迁”,而不是“德清”:1、咸丰年间,有汪曰桢者编写了《南浔镇志》,这一书中专门就“东迁”县治进行了考证,史学家认为,东迁县治研究...
陈明明 | 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党治国家的形成与革新
“文化大革命”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按部就班的行政管理弃之如敝屣,平庸琐屑的日常生活被彻底打破,英雄主义与...
言治有理|高小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国家治理的启迪
古人告诉我们,一是要精于观察,“参天两地,观变于阴阳,发挥于刚柔,和顺于道德,穷理尽性”;二是要及时因应,“人之因应,非无作用也”,顺其自然,有所作为,“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三是要善于适应,唯变所适,适者生存,适时变革。“通变”是指对易道的践行。“通变之谓事”,通晓变化之理的目的是行动,就...
近代士人的家国记忆与生活图景
学术组织与出版是学术风气转移的重要推动力,俞国林(中华书局编审、副总编辑)从此出发,注意到《丛刊》三位主编分居北京、南京、上海等近代文献渊薮之地,而《丛刊》之出版,则是出版界和学界互动的良好典范。他认为,文献整理与出版相得益彰,可最大程度促进学术进步。一方面,通过挖掘、整理与出版相关文献,有助于特定学术...
对谈丨葛剑雄、虞云国、维舟:宋朝与中国历史的转折
第一个模式是宫廷掌控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与士大夫即科举官僚共治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把它说成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也是可以的。这个模式的最佳状态就是赵老师推崇的、我也认同的宋仁宗时期。当然也有很多弊病,像刚才葛老师说的扯皮、党争等等。而后就有一个逐渐的变化,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到了宋徽宗和...
明朝对江南士绅无可奈何,清廷却让他们集体闭嘴,清朝是懂阴谋的
他说顺治末年,江宁巡抚朱国治因为无法征集历年拖欠的粮食,于是将过错归咎到胥吏、地方士绅身上(www.e993.com)2024年8月12日。所以自1661年5月开始,朱国治下令苏、松、常、镇四府,只要是乡绅,不分财产多少,一律将他们的士大夫身份剥夺。于是有官身的张玉治等士绅2171人,在府学挂名的史从哲等士子11346人,全都被开革。此后,朱国治将江南“...
宋朝与中国历史的转折
第一个模式是宫廷掌控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与士大夫即科举官僚共治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把它说成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也是可以的。这个模式的最佳状态就是赵老师推崇的、我也认同的宋仁宗时期。当然也有很多弊病,像刚才葛老师说的扯皮、党争等等。而后就有一个逐渐的变化,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到了宋徽宗和...
古代“乡绅之治”开启基层治理密码
“乡绅之治”的儒家思想教化成就了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不二法则社会教化是以儒家思想化育基层社会广大民众的重要举措,是官学与私学教育的有力补充。众所周知,“乡绅”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是传统中国基层社会弘扬儒家思想的中间力量,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儒家思想的教化功能,向基层社会广大民众灌输儒家思想的仁义道德观念,令基...
“中国之治”的制度史遗产
“中国之治”的制度史遗产制度演变以社会文化为基础。两者犹如植被与土壤的关系,什么样的土壤长出什么样的植被,不同的政治制度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天底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活的植物,同样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同时,政治制度会反作用于社会文化,正如植被落叶归根,化为腐殖质反作用于土壤,政治制度也缓慢地改变...
所谓乡绅,到底是群什么人?为何说清代县以下的治理,都靠他们?
到了清中后期,保甲制度的职能又开始往人口统计方面变化。二、乡绅治理清政府县以下的行政设置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完善,那靠谁来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呢?答案就是乡绅,乡绅,又称缙绅,是明清时期活跃在全国各地乡村的特殊社会阶层。乡绅这一群体出现于明代中期以后。清代有个叫王有光的士人曾讲:“缙绅者,小民之望也...